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32卷）系列著作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4年着手设计的项目成果。该项目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双向梳理。有学者认为，该项目的应运而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

　　日前，该成果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之一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并发布。此次发布的第一、第二系列由16部学术史研究专著、16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系列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康拉德、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威，第二系列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左拉、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索尔·贝娄和芥川龙之介。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由三部分组成，即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研究之研究、文献目录。近日，本报记者就该项目有关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术史研究是学术之公器。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现状。

　　陈众议：学术史研究的前提是学术史。我国并不缺乏学术史研究传统。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已开了先河。只是后来因战乱等原因，这一传统未及很好留传。首先，学术史的编撰需要时间和耐心；其次它更需要立场和眼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大抵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一般性介绍，譬如作家作品、流派思潮的概况陈述；另一类是较为深入的个案研究，包括作家传记、作品分析、流派思潮评骘等。但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却一直阙如，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引进较多，分析批评较少；二是关注新方法较多，重视传承和整合不够；三是急功近利之风较盛，潜心坐冷板凳者较少。这些也是导致学术快餐化、碎片化的原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急需一套相对系统、扎实的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著作。而外文所酝酿已久并申报的院重大项目《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恰好顺应了这种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总序中写道“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任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您认为学术史研究对研究经典作家作品有哪些意义？

　　陈众议：民族经典无疑是民族心志的历史表征，也是民族传统和民族认同感的重要载体，还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介质，更是民族的优秀传统价值、审美等赖以传承和鼎新的重要基础。近现代以来，无论是否情愿，我国与外国的交往日益深广，因此世界的经典也必然成为我们的经典。但经典是需要激活的，而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正是激活经典的屡试不爽的有效方式。看看外国经典作家作品如何成为经典并被一代代学人、读者不断激活，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也有裨于我们反躬自问、寻找激活我们民族经典的有效方式。简而言之，经典对于民族不可或缺，它既是基因，也是动力。不重视经典的民族一定不是心志成熟的民族。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个项目是在解构风潮颇盛之际上马的，请您谈谈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对文学经典产生了哪些影响？

　　陈众议：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于是，众生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

　　经典在后现代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因此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于是，关乎经典的一系列问题将在这一系统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为经典？经典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经典重在表现人类的永恒矛盾，还是主要指向时代社会的现实矛盾？它们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经典及经典批评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如何？批评及批评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及其与时代社会的一般和特殊关系）又如何？此外，经典作家的遭际与性情、阅历与禀赋，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以及文学的一般规律和文学经典的特殊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是本工程需要展示并探讨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该项目自计划实施到第一、第二系列出版历时十年，通过十年的实践，您认为进行学术史研究会面临哪些问题？

　　陈众议：学术史研究也可称研究之研究，它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但要做好学术史研究确实不易。

　　以此次面世的学术史研究著作为例，其中的艰难不可小觑。如对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部分，首先，学术史梳理不像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海，尽意兴而为之的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其次，牵涉语种繁多，而且经过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为过。因此，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实在是一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事情。战战兢兢，生怕挂一漏万，且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只能择要概述，甚至把侧重点放在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上。

　　而研究之研究部分更是一大考验，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各种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但反过来看，正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也才有了我们展示立场、发表见解的特殊理由和广阔余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未来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有哪些期待？

　　陈众议：这是外文所继“三套丛书”之后的一个重要项目，我们当然希望持之以恒地坚持做下去，甚至由彼及此、带动中国文学经典的学术史研究。然而，目前社会上的评价标准对这样的项目还是构成了冲击，如何规避干扰，有赖同道继续发扬十年磨一剑精神。同时，我们也希望学界和媒体更多地关注和支持这一项目，以裨后续工作越做越好，从而擢升学术的价值。

　　总之，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