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6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讲座”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宋成有应邀以“研究中日民间交流的几个视角”为题作演讲。

　　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作为研究者，对两国关系50年的回顾及未来展望包含两个视角，一是中日关系本身研究，二是“关于研究的研究”。“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而且不局限于历史学的研究，除了专门研究史学的史学专家之外，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也需要做一定程度的历史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来说，虽然研究的时间范畴聚焦在当代日本，但亦不能忽略对近代日本、古代日本的研究，否则研究容易变得单薄、肤浅，成为无源之水。

　　宋成有从时间、空间、历史、现实的视角梳理了2000年的中日民间交流。他认为，中日民间交流源远流长，远古时代的江南先民就将稻作文明传入日本，秦汉移民把耕织技术、礼仪文字传入东瀛，这些均出现在官方正史记录之前。中日民间交流内容丰富多彩，从儒学伦理、佛教经典、歌赋诗词、传奇小说、书法丹青，到农桑百工、医学本草、歌舞演艺、四时节庆等，包括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几乎所有方面。悠久的中日文化交流对古代日本人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生活方式等影响都极其深远。相形之下，2000年间中日官方交往时断时续，停摆时间累计近800年，甚至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国家间战争。而数千年间民间交流持续不断，多次为重建官方关系探路。因此，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有必要从2000年的时间大视角，来观察战后以及邦交正常化后的中日民间交流历程。

　　宋成有将战后中日两国交流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2—1972年，即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第二阶段是1972—1992年，中日关系持续攀升；第三阶段是1992—2010年，中日关系冷暖不定；第四阶段是2010年至今，中日关系陷入“多事之秋”。宋成有认为，如何把握好并重振中日民间交流，是常做常新的课题。后疫情时代，中日两国应从以下五方面加强民间交流：一是把握中日民间交流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在人民外交上体现普遍性，在以民促官、周边外交上具有特殊性、独特性。二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大国际要素是美国。中美有效管控危机，有助于推进中日关系的稳定。三是在经贸领域，充分发挥“地利”优势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活力，使其继续发挥稳定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作用。除了发展中日双边经贸合作之外，相机重启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扩展“1+1+1”合作机制，回归合作伙伴关系。四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一方面要坚持明确侵略战争的性质与是非，另一方面要继续搜集、出版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原始资料，让事实讲话，重启历史共同研究。五是在文化教育领域，中日两国要加强构建互惠、韧性的交流网络。民间交流的希望在青年，中日两国应该共同推进青年交流，增进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求同存异，共谋未来。

　　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郑毅在线对讲座进行了点评。他表示，此次讲座具有大历史观视野，通过“鹰眼式”俯视，对2000年中日关系中复杂节点问题的分析精准到位，提出了许多新思考和新想法。如何处理、把控侵华战争的记忆处理问题，可能是未来影响中日两国民众亲近感的重要因素，而塑造共同的历史记忆或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杨伯江在总结讲话中表示，接下来，如何发挥中日关系发展的传统特色和优势，如何通过加强民间交流促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是值得每位日本研究者深入思考、探究的课题。

　　活动由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共同主办。

　　（卞显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