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龙（中国边疆研究所）
2024年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边疆治理，需要强化理论支撑。要加强边疆史和边疆治理相关的多学科研究，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深化边疆治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推出更多具有影响力、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边疆研究历史悠久。1989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发表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笔者自那时起开始关注中华民族研究，对中国边疆理论的研究也是始于此年，直接原因是遇到了如何认识边疆政权归属的问题。《中国边疆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古代中国为中心》是近40年来笔者在此方面研究的总结。全书共六章、55万字，试图超越历代王朝史观、民族观念，在“天下”视域下动态地认识和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历史，同时也是建构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的初步尝试，有一系列新的认识。
超越历代王朝的“中国”，“天下”才是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空间。超越“历代王朝”自称或他称的“中国”来认识和诠释“中国”与“边疆”是本书研究的基础。从“中国”概念入手认识和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是学界的传统做法，本书则从“边疆”“中国”“天下”等概念界定入手，针对学界长期存在“以谁代表中国”的争论，提出“中国”是“大一统”历史传统的标识，“天下”才是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空间，应该从“天下”而不是“中国”的视角认识和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
“自然凝聚，碰撞底定”是对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历史的高度理论概括。超越“历代王朝”，从“天下”视角看中国历史，提出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可以归纳为：自然凝聚，碰撞底定。超越历代王朝史观带来视角的变化：从传统王朝国家“有疆无界”的“天下”，向主权国家“有疆有界”的条约疆域转变。认定的标准是主权国家条约边界的出现：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两大政治体系（以清朝为核心的藩属体系和以西方殖民势力为核心的殖民体系）的碰撞。
“大一统”是推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发展的重要动力。“大一统”政治秩序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是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天下国家”是先秦时期古人对西周以“王”为核心的“天下”政治秩序的描述，春秋时期被称为“大一统”。中华大地上的农耕和游牧人群对“大一统”的继承、发展及其实践是推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动力。所谓“正史”所记录的历代王朝是“大一统”博弈的胜出者，揭示的是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并非中国历史的全部。
“藩属”和“殖民”两大体系的碰撞决定了东亚政治格局的走向。本书用动态视角对东亚“天下”政治格局的演变与王朝国家治理作了系统梳理，认为东亚长期存在着以历代王朝为核心的藩属体系，历代王朝和“因俗而治”的羁縻统治是维持运转的关键。近代殖民势力的进入和生长及其在东亚建立殖民体系，导致了两种政治体系的碰撞，结果即是已经具有主权国家性质的中国疆域被蚕食鲸吞，和属国的关系也演变为了国际关系。
“民族”不是传统划分人群的方式。本书超越“民族”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认为“民族”是近代传入的观念，在其传入之前，中华大地上有自己独特的划分人群的方式，“五方之民”和以政权名称称呼人群是主要形式。“华”“夷”“华夷之辨”是政治文化认同的区分，“华”并非专指“汉族”，“夷”也并非专指少数民族，其涵盖的人群并非固定不变，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划分。这是理解中华大地众多人群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凝聚，最终以“中华民族”身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
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需要视角、理论与方法的更新。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需要超越传统认识，更需要运用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才能实现。本书认为，在历代王朝史观和近代传入的“民族”观念双重影响下形成的有关“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话语体系存在不能自圆其说的众多问题，同时也遇到了“内亚”“赞米亚”及“新清史”等错误史观解构中国历史尤其是边疆历史的挑战。因此，建构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的需求日益迫切。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需要更新观念，运用“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立足于“天下”“天下国家”等中国历史传统，超越历代王朝史观和“民族”观念，动态地认识和诠释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边疆历史，话语体系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总体而言，《中国边疆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古代中国为中心》是建构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的有益尝试，不仅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新时代边疆治理提供学理支持，也能够为中国边疆学学科发展提供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