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5月27日，“边疆视域下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文明统一性研究》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以下简称“边疆所”）党委书记刘晖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冀祥德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中华文明统一性研究》主编、边疆所所长邢广程介绍，一年来，边疆所深入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本所科研人员及学术界专家学者撰写、发表了一批理论学术文章，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为做好阶段性学术总结，更好推动研究阐释工作，边疆所将以上成果以《中华文明统一性研究》为名结集出版。全书分作三编，第一编“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与文化传承发展”系统梳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发展脉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阐明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时代需求；第二编“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系统研究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诠释“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传承，梳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深入揭示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有机联系；第三编“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梳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阐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该书的出版既是对边疆所及学界同仁一年来研究成果的总结，也是边疆所持续推进相关工作的新起点。未来，边疆所将更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更大学术贡献。

　　来自国内多个研究机构与高校的专家学者与会，从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不同角度切入，探讨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等问题。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谈到，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可分解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另一个是多民族国家在地域范围、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认同上的发展。从历史维度考察，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形成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种族和文化的“双重变奏”。

　　“在‘四个共同’话语体系下，我们能够准确理解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边疆所国家与疆域理论研究室主任李大龙谈到，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明三位一体，三者是同步共生、互为因果的关系。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当今我们的多民族国家简称“中国”，中华大地上众多人群凝聚的共同体在“中华”旗帜下被命名为“中华民族”，这与中华大地上在先秦时期就形成的大一统政治观念密切相关，“中国”“中华”都具有指称大一统制度文明的含义。“四个共同”是对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历程的完美诠释，也是理解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前提和钥匙。

　　历史上的边疆治理与多民族交流融合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彭勇认为，明朝“定天下于一体”的天下观，决定了其希望建立“天下共主”的太平盛世、构建“家国天下”的大一统格局；“内中国而外夷狄”的民族观，使其在对待不同民族时有明确的政策区别。明朝对疆域的管理采取“内外有别、因地制宜”的政策，对边疆民族、周边事务的处理“德威兼施”，有因循、有区别，更有变通，为后代清朝的国家统一和边疆开发奠定了基础。

　　文献记载显示，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南疆诸郡的人口、户数等数据变化存在极大差异，反映出各郡发展极不平衡，其中以苍梧郡壮大、南海郡衰落最为明显，而现有文献均难以说明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从考古学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谈到，考古发现西汉中期南海郡墓葬及随葬品的规格和数量较南越时期大幅下降，随葬的农具和铁器显著减少，而同时期湖南长沙等地的墓葬却出现了大量南越风格遗物。结合相关历史文献研究发现，南越灭国后，西汉对投降归顺的苍梧郡等地区制定了既利于郡县统治又利于当地发展的“初郡”制度，使其在较短时间内得到快速发展；而对抵抗汉兵的南海郡采取“禁锢”政策，将其排除在“初郡”制度之外，并通过控制铁器流入、移民外迁等手段，使其在数百年间发展持续倒退。西汉中期对待南疆各郡的不同方式，体现了大一统国家早期边疆治理的策略和理念。

　　会议由边疆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安全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突厥研究中心、新疆智库联合主办。

　　（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