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祖国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到丰富多彩火热的田野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一群学者，持续十几年，开展一种迥异于传统文学研究的新方式——田野调查式研究。他们以田野调查的方式，穿梭于历史遗迹与现实烟火之间，用双脚丈量着大地的广袤，用心灵感受着生活的温度，让文学研究的触角深入到每一个鲜活的角落，探寻着文学与大地、与人民的深刻联系，为文学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活力。
走进孕育文学作品的田野
2011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发起成立的“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以下简称“读书会”），经过十余年的坚持与发展，使田野调查成为连接文学与历史的桥梁。读书会是一个以北京高校和科研机构师生为主的、不拘泥于学科的历史研习团体。在文学的广阔天地里，读书会成员走进古老村落，聆听老一辈人讲述往昔岁月的故事；踏入繁华都市，观察现代生活的变迁与挑战。在这一过程中，成员们通过与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人群的深入交流，收集到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和丰富素材，让文学研究者能够直接接触和体验历史现场，进而深入洞察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深层社会文化脉络。
在深入研读原始文献及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同时，读书会成员首次选定的考察地点是河北饶阳的五公村。五公村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试验的先行地，也是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和赛尔登撰写《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的田野调查点。通过此次调研，读书会成功与五公村以及饶阳县档案馆建立了紧密联系。此后，成员们继续拓展考察范围，前往河北保定探访晋察冀边区旧址，赴河北邯郸考察晋冀鲁豫边区旧址，还深入山西长治、晋城，湖南常德、益阳，以及陕西吴堡、西安，河北三河等地。他们专注于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曾生活、工作并影响其创作的地区，脚踏实地，努力感受文学作品中所描绘场景的历史真实面貌。
中国社会科学院实施创新工程以来，积极鼓励跨学科研究。2017年初，文学研究所时任党委书记刘跃进担任首席专家，组建了“20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创新团队，试图重返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场，对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文学制度、创作经验以及艺术形式等各方面进行全方位阐释。团队成员萨支山、贺照田、何吉贤、程凯、何浩、李娜、刘卓、李哲、陈思、程帅等，来自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室、现代文学室、当代文学室、比较文学室、港台文学室和《文学评论》编辑部等不同部门。
万事开头难，对于读书会成员而言，如何迈出田野调查的第一步并精准选定目的地，是他们面对的首要难题。在这一过程中，读书会既借助不同学科方法深入田野，又积极与各类实践团体展开互动交流。从田野现场的选择到调研方案的设计，无不历经反复讨论与多次调整。特别是那些与读书会具体研究对象紧密相连，却尚未被其他研究团队充分挖掘的田野现场，更是要求成员们在扎实的知识积累、深入的历史理解以及敏锐的现实观察基础上重新发现并锁定。
为攻克这些难题，读书会师生广泛搜集并细致整理了大量地方史料与先行研究成果，紧密结合自身研究对象，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已有研究成果的坚实基础上，初步锁定了若干主要调研点。以赴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晋源区的调研为例，3位读书会成员奔赴太原开展先行调研，与当地工作者展开深入交流与座谈，广泛吸纳地方学者、地方干部的宝贵建议。经过一系列严谨而细致的工作，最终确定了杏坪—杜梨坪—疙瘩村、古城营、店头、槐树底、洞儿沟、姚村、王郭村等数十个调研点，为后续的田野调查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确保了调研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事实上，在搜集地方史料、整理先行研究、征求地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调研方案，并在实际调研中与地方工作者深入交流、座谈，再经读书会内部及时讨论、总结、反思调研方向，已经成为读书会近年来开展田野调查的常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程帅表示，之所以用田野调查这样的方式逼近研究对象，与读书会以20世纪中国革命史、革命文学为研究对象关系密切，其背后既有读书会对文学学科现有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反思，也包含着读书会从文学研究出发直达中国当代现实的强烈自觉。
切身感受文学与社会现实的联系
考察的出发点虽是作家作品，但不能局限于作家本人的生活和文学经历。近年来，读书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逐渐以“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思路得到肯定。以“社会史”研究文学，其动力之一就是希望能够更为内在而深入地探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革命文学作家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深入生活”、扎根现实，锻造出富有政治、社会、现实和时代认知能量的文艺作品。参与过调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系博士张永满告诉记者，以作家浩然扎根创作为缘起的河北三河调研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理解浩然，我们反而需要了解那些看似与浩然创作没有直接关联，但却深刻形塑了他的现实感受的冀东社会的诸多层面。在此之前，我们对三河了解甚少，主要参考的只能是常见的文献资料。为了能较为全面地了解三河市的地理面貌、历史沿革及地方社会特征，团队选定段甲岭镇、新集镇、蒋福山村、赵河沟村等具有代表性的村镇。但因路线设计依赖纸面材料，需熟悉当地的人重新规划，如赵河沟村未被当地文联采纳，这其实反映出文字材料本身的有限性和实地调研的必要。”
差异的出现并非“挫折”，而是表征着社会现实带给人文知识工作的难题与挑战，它既是现实自身变化的结果，也受不同讲述者社会认知方式的影响。在变动的现代中国社会中，“社会”本身就不易被特定视野下的材料所充分呈现。直面这些挑战认知习惯的社会现实是田野调查的动力之一，将“进入”社会的现实条件纳入调查视野之后，挑战也就成了推动认识的有效助力。这对于习惯于纸面材料的人文学者来说，也是一次重要的意识补充。
在田野调查中，读书会成员特别关注历史、社会与文化经验中“人”的精神感受与心情。他们深入剖析个体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的心理变化、情感体验及价值观念，力图从精神层面解读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与文化内涵。中国人民大学党史党建学院博士王劭作为院外读书会参与者，其田野调查成果揭示了抗战初期晋源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信仰等层面的复杂性，但这些内容在慕湘小说《晋阳秋》中未被充分展现。例如，小说未描绘我们党在当地实践活动中所依赖的亲族—信仰关系网，但田野调查显示，要真正理解《晋阳秋》中战争胜利原因，需关注特派员和游击队如何开拓自我实践空间与他人交互空间，尤其是与民间信仰相通的层面。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读者对《晋阳秋》的理解，更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点。
田野调查的成果不仅丰富了读书会成员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认知，也为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方法。通过对实地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成员们发现许多文学作品所描绘的场景、人物情感与社会现象都能在现实的土地上找到生动的映照，这进一步证实了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读书会自2013年开始引进“社会史视野”，对20世纪40—7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人民文艺作家丁玲、周立波、赵树理、柳青、李准、浩然等人的代表作展开“新解读”，迄今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日益受到学界认可与重视，被认为在研究方法上创造了新的范式。
据文学研究所科研处处长李超介绍，至今，读书会已经推出《新解读——重思1942—1965年的文学、思想、历史》《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以柳青为中心》《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重读李准——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走来》《重读周立波——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走来》《与“现实”缠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及其周边》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新解读”研究系列丛书。此外，《社会 历史 文学》论文集是读书会核心骨干成员的第一部自选文集，也是当代中国史读书会骨干成员立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20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的阶段性成果。
正是依托田野调查的深度剖析，读书会成员重新审视文学研究的方法与路径。他们致力于挖掘塑造历史的结构性要素，探寻潜藏于历史脉络中变革结构的潜在契机，从而更深刻地洞察在历史浪潮中起伏的人、社会与国家，力求全方位、深层次地挖掘文学作品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与价值。
推动文学研究开启新篇章
田野调查的开展，有效充实了读书会成员通过历史文献所无法充分展开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认知。在实地调查中，学者们发现，许多文学作品呈现的场景往往能鲜活映射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情感和社会现象。这些实地体验使他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更加立体且深刻，也让他们意识到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紧密而复杂的互动关系。基于田野调查的成果，读书会成员们开始重新审视文学研究的方法与路径，探索如何将田野调查与传统文学研究相结合，以便全面、深入地挖掘文学的内涵与价值。这一尝试不仅为文学研究注入了新活力，也为推动文学与历史、社会、文化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了有益借鉴，有望开启文学研究领域的新篇章，为文学的传承与发展开辟更广阔道路。
在实地走访过程中，学者们深入各类文学作品所描绘的场景之中，亲身感受那些曾经只能在文字中想象的人物情感与社会现象。从古老的村落到繁华的都市，从偏远的山区到热闹的市集，每一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系博士王一然向记者分享了其在田野考察中的深刻体会。据王一然介绍，晚间集体讨论会是考察期间至关重要的环节，成员们在此积极发掘关注点、大胆提出困惑，并充分交换意见。为了锻炼新人，考察团队实行小组负责人轮换制，尽管大多数新人缺乏相关经验，但在实际操作中不断获得指导与磨炼，逐渐成长。这些看似随意实则富有组织性的讨论，是团队成员矫正自我问题意识、增进集体情感凝聚力的重要方式，更是新老队伍传承链条里不可或缺的环节。
田野调查的成果让读书会成员深刻意识到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紧密而复杂的互动关系。文学作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深扎根于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实地调查中所发现的现实映照，充分证明了文学对社会现实的高度敏感与深刻反映。同时，社会现实也在不断地塑造与影响着文学创作。这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使文学成为研究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窗口。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系博士刘凯丽向记者介绍了她在河北三河对作家浩然新时期文学创作活动的调查成果。除了“深入生活”进行个人创作，浩然还立足三河与京郊的社会空间，积极扶持一批热爱文学的青年投身创作。浩然的努力包括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创办文学杂志《苍生文学》、成立三河文联、出版“泥土丛书”等系列活动。浩然将这些根植于三河的文艺实践称为“文艺绿化工程”，其影响力辐射至北京郊区的几个区县，成为地方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在浩然研究和当代文学研究中鲜少提及的实践，是在三河田野调查中被发现的，它们的存在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深入讨论这一现象的重要性。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女青年的经历与现今广为人知的刘小样颇为相似。她受浩然的感召，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中经历了文学、生活、家庭的巨大撕裂，不断摸索如何在出走与回归之间找到平衡。30年后的今天，她依然在农村坚持写诗，并偶尔被当地小学邀请去给小学生举办文学讲座。文学在地方社会广大群众中的存在方式，以及这些人身上体现出的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可能性，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课题。”刘凯丽表示，通过跟当地人对话，我们不仅可以思考地方社会历史变化与作家文学创作的互动，为经典文学研究提供参照，还能从理解人的切实生命经验出发，发现文学本身或一些普遍的文学观念与个人日常生活、现实命运的具体关联点。基于这些已有文献中较难看到的丰富层次，我们就有可能将文学的传播、接受研究与广大社会、广大人民结合，使之更加生动和立体。
新时代背景下，随着“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理想主义重建”等新讨论渐次开展和走向纵深，读书会的考察也从围绕历史展开进一步拓展成围绕当代社会实践展开。比如，走访当代活跃的乡村建设群体在全国开辟的诸多工作基地、环保组织扎根的地区、教育组织所经营的社区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程凯强调，这些“活的历史教育”实践，不仅重塑了我们的当代感知，还使我们对历史经验和历史主体的认知变得更加鲜活、立体和多元，帮助我们站在“社会本位”的立场上重新思考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问题。这或许才是真正鲜活的“社会史视野”。
让文学研究真正触摸历史的脉动
田野调查作为一种深入实地的研究方法，它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工具，更是文学探索者的重要手段。田野调查的融入，是对文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与拓展，不仅能够让研究者直接接触到文学现象发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还能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的内涵和价值。
自成立伊始，读书会便将目光锁定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尤其聚焦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实践等诸多领域所展开的深刻历史探索与丰富思想实践。基于此，读书会将历史事件发生地的田野调查工作置于重要地位，精心策划并有序开展对各地社会的深入调研，致力于在充分体察和剖析历史中“人”的状态基础上，探索、把握并呈现当代文学、思想、政治、社会、生活的感觉构成逻辑与经验构成方式。通过这一过程，辨识、捕捉并呈现那些在当代史演进逻辑中尚未获得充分理解的关键节点的历史内蕴，探求文学研究、历史研究、思想研究、社会研究、政治研究相互借鉴与促进的新通道。
程凯告诉记者，近年来，读书会组织或参与的田野调查活动主要有两类：一是到与读书会重点研习材料直接相关的历史发生地进行调查；二是到一些地方经验本身就有特别认知意义、相关学科又有长期认知积累的地方进行调查，借此学习不同学科学者的工作方法和“问题意识”。
程凯表示，与一度流行的“重返历史现场”式的考察有所区别，读书会的走访活动不以“重返”为目标。因为“重返”基于存在一个可复原历史现场的预设，而实际上，所有“历史现场”都无法且无需复原，我们只能致力于“重构”。因此，读书会的走访旨在开启认知“雷达”，全面了解当地的长期历史及现状，着重深入“当代史的‘活态’”。这并非从现状中抽取历史遗迹，而是将历史融入当代生活，通过“沉浸式”体验与把握，丰富读书会成员对历史、社会与文化的感知，弥补仅靠历史文献展开研究的不足。
通常而言，田野调查与文学研究被视作存在较大差异的两种研究方式。田野调查注重实证，强调对现实情况的深入考察；而文学研究则基于思考和感受，着重于捕捉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意象及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但现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界有必要重新考虑实证和感受的关系。谈及为何将田野调查纳入文学研究中，读书会召集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何浩告诉记者，一般田野调查强调实证，我们重视田野调查，既重视田野调查的实证，也重视田野调查实证不容易把握住的“社会”层面。以此为基础，再去体察文学是如何把握社会构成中的虚和实，体察文学构成中的不易被把握和被重视的因素，配合和激活当下文学研究过于强调“实”的倾向。
“我们之所以强调田野调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是基于对目前文学学科研究状况的‘不满’。”何浩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其对现实社会和人的深切关怀而著称。然而，近30年来，学术界对学术史、历史化和文献的重视，虽然加深了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基本特征的理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学介入现实社会和人的生命处境的能力。面对这一挑战，恢复文学与现实社会联系的能力变得异常复杂。文献虽能提供深刻见解，却也可能存在遮蔽性，因为它们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产物。所以，研究者需重新审视“社会”的运作机制进而更准确地解读文献。这一过程要求研究者超越传统学科界限，以开放心态和创新方法，重新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复杂关系。
何浩表示，田野调查作为一种连接文学与历史的研究方法，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也深化了我们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它让我们从书本走向现实、从理论走向实践，真正触摸到历史的脉动和文化的底蕴。通过田野调查，我们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文学作品中“人”的温度，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从而为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这种研究方法的实践，不仅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内涵，也为文化交流和理解开辟了新道路。未来，田野调查将继续作为文学与历史研究的重要工具，帮助我们探索更为丰富和真实的社会历史图景，让我们的研究更加贴近生活、贴近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