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博涵（民族文学研究所）

　　我国西藏自治区的东南部是素有“雪域江南”之称的林芝市，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孕育了这一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和自然环境。这里既有高原上常见的雪山湖泊，也有难得一见的原始森林以及寒带到热带的多种气候类型。值得注意的是，林芝市辖区内生活着藏族、汉族、门巴族、珞巴族、回族、怒族、独龙族、傈僳族、纳西族等多个民族以及较少人口的僜人，是西藏自治区一个鲜明的多民族聚居地。藏东南地区之所以出现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局面，与其历史发展息息相关。

　　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跨越云南、四川、西藏、青海、甘肃等地的巨大交通网络——茶马古道，较早地实现了西藏地方与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林芝市的工布江达县堪称历史的见证者，由云南、四川等地进入西藏的古道都要经过这个小镇，如今太昭古城往西3公里处的鹦哥嘴遗迹，不禁令人想起当年各族马帮穿梭于险峻古道的繁荣景象。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朝派延信、噶尔弼等大军平定西藏之后，川藏交通得到进一步畅通。同时，鉴于工布江达的重要战略位置，清廷在此设置了塘汛、粮台等机构。史载，初设塘汛时设有守备1名、官兵120名。之后，改驻千总1名、官兵40名。塘汛的设置为西藏地方与内地的交融创造了便利条件，这些长期驻守的多民族官兵也为工布江达的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今天，从坐落在太昭古城北部山脚下的上百座清军及汉人墓地，便可窥其一斑。工布江达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地理环境，是吸引内地百姓迁居于此的一个重要原因。该县地处尼洋河中上游，为高山峡谷地带，西部海拔五千多米的米拉山既是拉萨河与尼洋河的分水岭，同时也阻断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继续向西流动，从而使这一带形成温润潮湿的气候，山林植被异常丰茂。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川按察使林儁由拉萨返回康定，过鹿马岭进入工布江达一带，顿觉山色改观，茂林深密。当他抵达工布江达县后，看到群峰苍崖，宛如画中，不禁想起元代江南画家黄公望的山水笔意。道光二十六年（1846），驻藏大臣斌良赴任途中经过此地，对雄奇的自然山水给予了由衷的赞美：“插天峭壁耸孱颜，林木丛生石缝间。”清末，四川新军军官陈渠珍在驻防工布江达时，自称是从满目荒凉、积雪弥山至此世外桃源，对此地自然景观十分迷恋。

　　民族融合在于不同民族之间在同一地域能够团结合作、和谐相处。商业往来和资源互补起到了重要的协调作用。藏东南地区因特殊的地理环境，产出许多异于内地的珍贵物品，并深受各地商人的青睐。清末，为抵抗西方势力分裂西藏的图谋，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川边实施改土归流，对藏东南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地理勘察和人文风俗调查，其属将程凤翔在呈交的杂隅（今林芝市察隅县）情况报告中，就提到了当地的贸易往来。他了解到，杂隅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盛产黄连、虫草、贝母、知母、麝香等药材以及各种动物的皮革。但是草原风俗重交易，不重售卖，所以经常有商人先到云南购买铜铁农具，再拿来跟当地人交换黄连、麝香等物。黄连是杂隅的优质特产，与之毗邻的倮㑩地区（今察隅县僜人生活区）也盛产黄连，且因临近英属殖民地，其商业往来与境外联系紧密。因此，程凤翔将杂隅视为川边商务的第一关键。从史料来看，当时的贸易往来已将不同的民族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以杂隅为中心的商业共同体。因为“贸易”，清末民初的藏东南地区出现了所谓的“陕帮”，即由陕西人组成的商人群体。陕西人善于经营藏东南地区的特产，遂成为这一带的巨商。又由于他们和蔼可亲、忠实守信，受到当地人的尊重和保护，被友好地称为“老陕”。他们一般会在自己孩子十六七岁的时候将其送到康定学习藏语，以能够交流议事为标准，然后再回来经商。他们以昌都和康定为东、西两个中心，足迹遍布西藏各地，深受当地人的欢迎。主要原因是，他们能够将买卖收入的三成分给商业店铺的房主，从而带动房主合作的积极性，并从房主那里获得免除房租、饭费等优惠。陕西人持有的利益共赢观念是他们与藏族同胞和谐相处的法宝，也促进了多民族的共同发展。不仅如此，部分陕西商人为了拓展商品贸易的范围，甚至深入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他们积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以便更好地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流和贸易往来，从而促进了商业活动的开展。据记载，在程凤翔考察杂隅期间，陕西人就是沟通倮㑩部落的重要翻译人员，从而为稳固我国边疆发挥了重要作用。

　　商品贸易也是少数民族之间交往、沟通的重要桥梁。陈渠珍曾因在工布江达吃到米饭而倍感惊讶，他十分好奇这里竟然还有江南才有的食材。为此，他专门请教了当地的头人。头人告诉他，当地紧邻珞瑜，珞瑜出产大米，一些珞巴人经常到固定的地方跟藏族人交易，因此可以从他们那里购买到大米。几天后，陈渠珍专程考察了珞巴人的交易地点（今林芝市墨脱县白马岗一带），并看到他们出售的各种竹器和藤器，虽然粗糙，但显得古朴可爱。他还通过询问珞巴人得知，他们从藏族人那里换取铜、铁、瓷、瓦等器皿之后，交换给自己的族人，并由此获得进一步交易的松茸、麝香等物品。资源上的互补，是使不同民族之间互相了解、彼此亲近的重要条件，也为日后多民族和谐共处奠定了基础。在清末士人的笔记中，还记载了一个名为“汉人庄”的故事：在清廷实施川边地区移民开垦计划的过程中，曾从内地迁移一百余名百姓入藏。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汉藏居民实现了融洽相处。究其原因，汉人移民中的女性擅长缝纫技艺，男性则精通泥瓦木作等技术，这些技能恰好满足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汉人首领张庆雨是四川人士，他带领众人开垦荒地，采用内地先进的耕种技术，种植各类蔬菜。数年之间，当地百姓生活日益富足。此后，人们以姓氏为名，建立了诸如王庄、李庄等村落，这些村落统称为“汉人庄”，这正是藏东南地区民族融合的一个生动写照。

　　除此之外，联姻也是多民族交融共生的一个因素。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汉藏联姻的故事，藏族人并不排斥与汉族人结为连理。工布江达县的汉人墓地中就有一块藏族女性“央金”的墓碑，这是汉藏联姻的有力证明。随着清末民初川边地区军事行动的开展，大批军队进入藏东南，军中也出现了汉族军人与藏族妇女结婚的现象。例如，藏族人加瓜彭措就将自己的侄女西原许配给初次相识的陈渠珍，西原在陈渠珍取道东归过程中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鼓舞，二人相爱相惜的故事成为后世一段佳话。同样，新军军官刘赞廷在进军波密过程中亦记载了汉藏联姻。他说，军规是允许士兵择配少数民族妇女的。因为藏族称“太太”为“姜勾学”，所以军中经常见到“姜帮”跳舞，以助雅兴。他还特别记载了军官邱定国与藏族妻子曲美结婚的曲折历程，并进一步追述曲美在邱定国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将其救回的感人故事。这说明，真挚的情感已经超越了固有的民族身份差异，而将两个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共存的整体。这在陈渠珍与西原的情感交往中也是比较突出的，当他们在饥寒交迫中为一小块干肉相互推让的时候，西原说“万里从君，可无我，不可无君”，让陈渠珍感动不已。 

　　如今，在林芝市工布江达县的太昭古城内建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专题展馆，充分展现了这个小镇的历史风貌和现代价值。漫步古城，在历史长河中追寻藏东南地区多民族交融的踪迹，更可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