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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情调研助推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2025-08-08 来源:社科院专刊总第789期 作者:高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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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华(工业经济研究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商管理学科肩负着回应时代命题、服务国家战略、推动理论创新的历史责任。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植根于中国独特的发展实践和企业运行机制之中。因此,高质量的调查研究,尤其是以“扎根中国实践、回应真实问题、贡献原创理论”为目标的国情调研,对于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至关重要。
  国情调研在工商管理学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价值
  工商管理是一门具有高度实践导向的学科,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求学者不仅要具备“向下扎根”的实践精神,深入企业一线、洞察制度环境、感知文化脉络,更要有“向上生长”的理论视野,从企业发展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框架与理论模型。国情调研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创造了可能。
  国情调研是工商管理学者扎根中国实践的重要途径。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企业发展实际的深度认知与理解的基础之上。独特的经济体制、政治结构、文化传统以及发展阶段,共同构成了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复杂情境。这种情境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也区别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决定了中国企业行为逻辑的独特性。国情调研有利于避免因照搬西方管理理论而造成的“水土不服”,其价值在于通过“下沉式”研究,构建“知识生产—理论创新—实践反哺”的良性循环,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本土实践紧密结合,深入剖析中国企业面临的情境特征以及行为逻辑。比如,揭示地方政府在产业培育中的积极作用,洞察儒家文化对企业治理与家族传承的深远影响,解析数字技术在中国市场快速普及的社会基础。这些均有利于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提供坚实的知识支撑。
  国情调研亦是工商管理学者回应真实问题的关键抓手。在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理论突破的动力来自对“真问题”的识别与回应。所谓“真问题”,就是指那些在实践中切实存在、制约企业发展、影响国家战略实施的关键矛盾。唯有脚踏实地走进国企民企的车间厂房、管理层董事会、科技孵化器等实践一线,才有可能提炼出真正具有时代价值和理论潜力的“真问题”。此外,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在高端芯片、工业软件、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还存在诸多“卡脖子”问题,这涉及技术瓶颈、市场准入壁垒、供应链风险等多个方面。扎实且系统的国情调研不仅可以精准识别这些问题的根源,而且能够为企业解决问题提供科学依据,使工商管理研究成果真正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
  国情调研更是工商管理学者贡献原创理论的创新源泉。原创理论是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要素。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企业发展历程,无数鲜活的实践案例孕育出极具理论价值的“富矿”。从华为的“反熵增”管理体系到海尔的“人单合一”与“链群合约”模式、从乡镇企业的“集群式发展”到数字平台的“生态化创新”,无不蕴含着可被提炼为原创理论的经验智慧。国情调研正是“从实践中来”的关键一步,也是挖掘这些理论“富矿”资源的前提条件。通过系统性的实地调查与扎根分析,学者能够从中提炼出具有独特解释力和预测力的经验模式与理论模型。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源自中国情境的理论成果,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现有管理理论,而且还能更好地推动中国企业治理模式以及管理标准走向国际舞台。
  新时代加强工商管理国情调研的关键路径
  当前,构建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面临历史性机遇与严峻挑战。一方面,中国企业实践正在持续重塑全球的商业规则;另一方面,工商管理领域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仍被来自西方的理论框架所主导,仍然面临“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对国情调研的长期忽视就是导致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对此,应通过以下四条路径将国情调研内化为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方法论。
  第一,从“浅尝辄止”到“深描厚植”,筑牢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研究根基。当前,工商管理学者过度依赖问卷调查、二手数据库等“便捷”方法,而深度的田野调查、长期的案例追踪、扎根的质性研究严重不足,这导致不少研究陷入表象化的困局,脱离了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文化基因与发展阶段。这不仅不利于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而且无法有效阐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的深层逻辑,亦不能解码成千上万“专精特新”企业的崛起密码。然而,国情调研绝非简单的“收集数据”,而是连接理论与实践、孕育本土化理论的关键枢纽,这就需要研究者摒弃“问卷即调研”的简单认知,真正做到“沉下去”,在企业或产业链条中进行数月乃至数年的沉浸式、参与式观察,以深刻理解组织日常运作的微妙逻辑。此外,学者还应善用历史比较视角,将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置于改革开放甚至更长的历史脉络中,通过制度情境深描解析“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形态,如通过纵向的追踪研究揭示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的权责重构过程。
  第二,从“单一学科”到“交叉融通”,重构工商管理研究解读现实问题的立体框架。企业行为往往深嵌于政策环境、社会网络、历史路径以及文化情境等多维场域之中,这就导致工商管理问题的复杂性远超管理学单一学科的边界。因此,在工商管理国情调研中必须打破学科壁垒,推动管理学与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深度融合,更全面、深刻地回应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的复杂问题。比如,运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理论解释“政府—市场”的共生逻辑,揭示政策与企业的动态博弈,即政策如何影响企业战略与治理结构,运用社会学领域的理论则有助于揭示社会网络、群体互动等在企业传承与管理中的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充满变革与创新,许多成功的企业管理模式和经验都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历史学视角将为我们审视中国改革与企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框架。
  第三,从“象牙塔”内到“跨界协同”,构建政产学研跨界协同互动的知识生产共同体。工商管理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将论文写在车间流水线上”,而跨界协同是打通学术与实践壁垒的核心路径,其关键在于构建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多方参与、资源共享的互动机制。其中,深入企业一线是实现理论扎根的关键。工商管理学者要主动走出“象牙塔”,从真实的企业实践中提炼问题、验证理论。这不仅要求学者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更需要具备“沉下去”的调研能力,能够长期跟踪企业的发展轨迹,捕捉其在战略调整、组织变革、文化塑造等方面的关键事件,从而形成具有解释力的本土化理论。此外,还不能忽视对技术演进趋势的理解与回应。与技术专家的深度互动有助于拓展工商管理学者的技术视野。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企业管理模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学者们通过与技术专家的深度互动能够更好地理解技术逻辑对企业组织结构、商业模式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从而构建更具前瞻性的理论框架。还应通过建立常态化的协同创新机制与多主体合作平台,促进各方在共同议题下协同攻关,推动工商管理国情调研实现从“学术研究”到“社会价值”的转化。
  第四,从“现象描述”到“理论深创”,锻造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引擎。工商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命力,在于实现“本土化实践→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的三级跃迁。实现这一跃迁的关键在于强化工商管理学者对扎根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掌握程度,便于他们从复杂多样的管理实践中识别出关键事件、行为模式与制度逻辑,进而提炼出具有理论潜力的概念与命题。在这一过程中,须注重情境化构念的开发与测量工具的设计。在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与文化背景下,许多西方理论中的核心变量并不完全适用,亟须发展能够准确反映中国企业治理、组织行为与战略选择的新构念,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可操作的测量体系,增强理论的严谨性和可验证性。同时,还应关注理论的情境嵌入性与边界条件。这是因为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范围,中国本土理论的发展不是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替代,而是对其边界的拓展与补充。研究者在构建理论时应明确其背后的情境要素,从而清晰界定理论的适用边界和转化机制。此外,还应积极推动中国管理理论的国际化表达,使研究成果不仅能够解释中国现象,也能为全球管理理论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王春燕(报纸) 齐泽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