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班晓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简称“近代史所”）前身是1938年成立的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历史研究室。1950年5月正式建所，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成建制的全国性史学研究机构。近代史所几乎与新中国同龄，因时代而兴、因时代而盛，在我国历史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深入了解近代史所75年的发展历程，及其“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近代史所所长夏春涛。

　　打造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铁军

　　《中国社会科学报》： “十五五”期间形成“四个一”是院党组交给各研究所的中心任务。在您看来，稳步推进“四个一”建设对近代史所的工作有何重要意义？

　　夏春涛：院党组提出稳步推进“四个一”建设，抓住了研究所建设与发展的根本。近代史所在过去一段时间内，遇到梯队建设、学科建设相对滞后，研究总体上“碎片化”、缺少“大历史观”视野等问题。这也是带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四个一”的提出，为近代史所科学做好“十五五”规划，在“十五五”时期乘势而上、开创新局面、取得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推动近代史所学派建设，您有何设想？

　　夏春涛：“十五五”时期，近代史所将以构建“后范文澜学派”为目标，在构建中国近代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上持续发力，进一步凸显我们在该领域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一门世界性学问，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在中国，也只能在中国。我们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欧美学者最大的分野，在于我们形成了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鲜明学派。作为近代史所首任所长，范文澜是最早自觉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历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延安撰写《中国近代史》上册，依据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来研究和构思，以反帝反封建为主线，具有鲜明的原创性、主体性。范老提倡“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二冷”精神在近代史所代代传承，在学界广为传播，成为树立严谨务实学风的座右铭。近代史所由范老牵头，刘大年、罗尔纲、黎澍、李新、荣孟源等著名前辈学者一同创榛辟莽，创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新时代推动近代史所学派建设，构建“后范文澜学派”，就是赓续本所优良传统，打造一支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铁军。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为指引，努力做到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加强近代史学科历史理论的学理化体系化研究，善于用学术话语来表述政治话语。要重视考据、重视回答“是什么”，更要重视研究的思想性，着力回答“为什么”。举凡当代中国的国体、政体以及发展道路的选择，追根溯源，都要结合中国近代史，才能作出正确解读和阐释。推进学派建设，关键是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学科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才是第一资源。在近代史所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您有哪些想法？

　　夏春涛：第一，把人才队伍建设与学科建设融为一体，以学科发展带动人才梯队建设，实现不同领域人才队伍的有序新老交替。近代史所现有12个研究室（学科），要着力打造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的旗阵，保持学科齐全的优势。具体来说，要大力加强晚清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传统优势学科建设，重视抗战史、台湾史等新兴学科建设。

　　第二，强化青年历史理论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是基本功。近年来，近代史所以青年读书会形式，举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文献研读会，深入研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等经典文献以及党史上的三个历史决议。再就是引导青年及时学习、掌握院党组的建院思路和举措，如“两镇（阵）一平台”建设、“三项共识”等。通过制度化学习，青年学者的理论素养普遍得到提高，政治意识、使命意识增强。

　　第三，持续举办“青年学术论坛”。近代史所自1999年创办青年学术论坛，到2024年已举办26届。该举措已形成品牌效应，为多家学术单位效仿。

　　第四，以“有组织的科研”促进青年成长。院党组反复强调“有组织的科研”，意味深长。科研缺乏组织，就难以推出有分量的标志性研究成果。近年来，近代史所着力推动“新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研究”“新编中国通史·清代卷下”等课题研究，在此过程中扶持“70后”“80后”成长，着眼研究梯队建设。

　　第五，科研与管理队伍并重。科研管理是科研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培养高水平、有干劲的科研管理队伍，是科研工作正常运转、不断发展的重要保障，更是科研事业取得进步的前提条件之一。

　　以“有组织的科研”为抓手发挥学术旗阵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五五”时期，近代史所的学术工程建设将在哪些方面着力？

　　夏春涛：近代史所将继续推进一系列重大项目，以“有组织的科研”加以引导，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大历史观，提倡长时段、贯通式研究。晚清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是近代史所的优势学科，前者将重点推出3卷本《新编太平天国通史》等研究成果，后者以“新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重大课题为依托。同时，在具体研究中，提倡把晚清史、民国史贯通起来研究，避免各守一摊，在研究上搞条块分割。

　　二是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近代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极大促进了近代中国各个层面的变革与进步。通过研究这段历史，深化对中华文化“魂脉”和“根脉”的理解，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历史智慧。

　　三是加强中国道路和近代民族命运转折研究。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回顾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追溯的。研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等重大课题，都必须深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四是继续发展台湾史学科，延续香港史、澳门史研究血脉。近代史所的香港史和澳门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推出一系列蜚声海内外的成果。在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的背景下，继续深化港澳台历史研究，意义重大。

　　五是继续加强史料征集、整理和研究。重视史料建设是近代史所的优良传统，是构建“后范文澜学派”的题中应有之义。如《近代史资料》已创刊70余年，要继续办好。“十五五”时期，一要继续广泛搜集史料，特别是与中国革命相关的红色文献；二要创新史料收集形式，拓展史料来源与入藏共享方式；三是结合AI技术，创新资料整理与研究的路径。需要着重说明的是，2012年起，近代史所承担“海外珍稀近代中国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重大学术工程，使1000余万页海外文献重回中国学者视野，其中数百万页涉及中共党史，备受学界重视和称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打造“两镇（阵）一平台”，近代史所有何计划？

　　夏春涛：首先，在打造学术研究中心方面，要坚定不移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直面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研究碎片化、创新性不足、开拓意识不够等问题，以“有组织的科研”进行一些重大课题攻关，如晚清通史、海峡两岸关系通史、新编台湾通史等，主动探索并引领学术前沿，真正发挥学术旗阵作用。

　　其次，在打造学术交流中心方面，要以我为主，继续以开放胸怀进行对外学术交流和合作。持续打造《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台湾历史研究》等高质量学术刊物矩阵，重点在提升刊物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发力。同时，重点办好《近代史资料》《晚清史论丛》《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等所内学术集刊。

　　最后，谈一谈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在研究所层面，在纪念辛亥革命、孙中山诞辰、抗战胜利、五四运动等关键时间节点，继续循例举办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研究室层面，多数学科每两年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已成为各自学科的品牌。开学术会议不能流于形式，要注重实效，通过开会交流信息、了解研究动态、推进人才成长。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今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要节点，近代史所还将开展哪些工作？

　　夏春涛：这是一件大事，近代史所将按照院党组的部署，在中国历史研究院组织下，举办一系列学术活动，如与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等单位共同筹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具体落实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优秀学术成果发布会等。这里不一一赘述。

　　近代史所的《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将围绕这一主题推出系列研究论文，重点是研究阐释抗战史观和二战史观，诸如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我们还着手以此为契机，将《抗日战争研究》从季刊改为双月刊。再就是推进普及读物《抗战史话》（50册）的出版，以及《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海外史料集》（第一辑16册720万字）的出版。同时，近代史所代管的学术团体也将开展相关学术活动。譬如，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将与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联合举办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