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后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第十三、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农林经济管理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课程主讲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主编。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城乡发展一体化智库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农村发展学会、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山东省、广东省等决策咨询委员。长期从事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城镇化、农业农村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外商投资区位、企业迁移、产业集群等。多部学术著作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波兰文等。

魏后凯在云南考察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受访者/供图

　　作为区域经济和农村发展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晋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的研究涵盖了城镇化建设、农业农村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等重要领域。他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更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政策创新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对于勤勉的他而言，当选学部委员绝非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近日，本报记者专访魏后凯，走进他的学术世界，倾听他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见解和思考。

　　做学术研究的勤勉深耕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此次当选社科院学部委员，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会对您的学术生涯有何影响？

　　魏后凯：当选社科院学部委员，对我的职业生涯而言，意义重大。这是院里和学术同行对我的信任，它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这并非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在这个新起点上，我会对自己的学术生涯进行更长远的规划。过去在这方面的规划较为宽泛，现在则需更加聚焦。尤其是在职务退休后，我会将更多精力用于规划自己的研究，做长远性考虑，更加注重拿出具有学科性、纯理论性、基础性的研究成果。我在社科院的工经所、城市所、农发所分别工作了22年、7年、9年。在不同单位任职时，我需要适应单位的变化不断调整研究重点。在工经所时，除了区域经济，还涉及产业经济研究；在城市所时，研究重点转移到城镇化和城市发展；在农发所时，又开始聚焦农村发展。如果要研究一个小主题，没有三五年的时间积累，是很难出成果的。但多年来研究重点的逐步转移也有好处，可以积累经验，促进各领域知识的交叉融合。评上学部委员后，我可以利用自己的学术积累在学科基础理论方面投入更多精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讲述一下，是何种因由或经历点燃了您对学术研究的热情？

　　魏后凯：我对学术研究的兴趣是在研究工作中逐步形成的。1984年，我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1987年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陈栋生研究员的动员下，我放弃多家单位的盛情邀请，来到工经所跟随他一起做区域经济研究。在王洛林副院长的支持下，陈栋生研究员带领我们几个年轻人推动成立了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工经所也建立了区域经济研究室，由此搭建了多个区域经济研究平台。我在陈栋生老师的带领下，逐步进入区域经济学研究领域。我并非一开始就有成为科学家的理想，而是在前辈的带动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们从农村出来的人，答应的事情就会做好。我原本学习地理，后来转到区域经济，那时候国内相关学科还不完善，研究团队也较少。正是在这样的经历中，我逐渐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兴趣，在陈栋生老师这位领路人的带领下开创了学科，也开启了我的研究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的学术之路上，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魏后凯：除了陈栋生老师的领路，对我的学术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叔莲老师。我跟随他学习三年，博士期间虽想写区域经济学博士论文，但周老师说他对区域经济研究不多，建议我研究产业经济，我的博士论文便选择了《市场竞争、经济绩效与产业集中》这一题目。为完成博士论文，我利用工业普查近60万个企业和521个四位数行业数据，分析了中国制造业集中与市场结构状况。最后博士论文出版了专著，以此为基础发表的7篇学术论文中，有6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至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已转载我90多篇文章，《新华文摘》转载摘编20多篇。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的研究生涯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您又是如何克服的？

　　魏后凯：在研究生涯中，最大挑战是在区域经济研究中面临的矛盾。一方面，地方政府希望能解决所有问题，这要求知识面要宽，像T字形的一横，但个人精力有限，不可能对所有内容都了解，感觉知识面不够。另一方面，对具体问题研究要深入，如T字形的一竖，但研究时又会觉得深度不够。为克服这些挑战，需要不断拓展知识面，形成T字形知识结构。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角度出发，拓宽视野，同时要聚焦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可能需要三五年时间去理解透彻，通过长时间积累逐渐拓展研究领域。

　　垒好学科建设基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应当如何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作用，推动学科发展，发挥我院在全国学界的引领作用？

　　魏后凯：我想这事还需要两手抓，一手抓前沿性重大课题研究，一手抓学科教材建设。通过两手抓，既能培养研究队伍，形成学术梯队，又有利于出精品力作，扩大在学界的影响。过去，我们比较重视课题研究，但学科教材建设一直比较薄弱。利用第一轮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我负责农村发展经济学优势学科建设，组织编写了《农村经济学》教材；在第二轮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中，我负责农村发展学优势学科，目前正启动编写《农村发展学》教材。此外，我还在组织编写教育部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中国区域经济学》，该教材编著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为主，国内多所大学教授都参与了进来。这种学科教材建设，对于发挥我院的引领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在研究中是否与其他学科的专家有过合作？这种合作对您的研究有何影响？

　　魏后凯：我认为跨学科研究非常重要。现实中并不存在绝对的学科界限，学科分类只是为了研究方便而人为划分的。像我们研究的区域发展、农村发展问题等，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城乡规划学、法学等多学科。例如，农村的基层组织是政治学问题，社会保障与社会学有关，农村相关法律问题与法学有关。虽然我们的专长是经济学研究，但不能局限于此，其他学科的好理论、好思想和好方法都可以借鉴，只要能解决问题就行。我们必须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能因为某个问题不是经济学问题就不去研究和了解。在研究中，我与其他学科的专家有过很多合作。我们组织了众多课题，其成员不仅有社科院的学者，还有国内外其他领域的专家。比如，我们与原国务院三峡办移民安置规划司共同组织了三峡移民工程总结性研究综合集成与成果报告编制，该课题组成员涵盖了国务院下属众多部门，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和文物等领域专家，涉及水利、地质灾害评估、生态、文物保护等许多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指导和激励学生及年轻学者？您认为他们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和技能？

　　魏后凯：我会指导和激励学生及年轻学者采用T字形知识结构。告诉他们，不能一面对宽泛问题就不知所措，而要聚焦一个问题深入研究，花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应具备的素质和技能包括：有专注深入研究问题的能力和耐心，能花费时间积累经验；具备从多学科角度，尤其是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角度研究问题的意识；要善于寻找合适的方法来获取数据进行研究。

　　聚焦区域经济与农村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自己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什么？

　　魏后凯：我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区域发展理论与政策、城镇化、农村发展等方面。比如，区域发展方面，在1988年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文章中，我提出了网络开发理论以及我国转向网络开发的具体方案，尤其是多中心网络开发模式。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成果。从早期的理论提出到不断完善和应用，历经几十年努力，这些成果最终被全国国土规划纲要所采纳。在城镇化方面，我很早就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在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招标时，我将题目修改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倡导，这一理念逐渐得到认可，最终在中央文件中得到体现。在农村发展方面，2021年我提出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纳入我国强国战略的建议，并和同事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测算工作。通过不懈努力，成功推动这一建议纳入相关重要文件。我还提出农业政策由增产导向转向质效导向、乡村全面振兴等观点，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当前中国农业现代化面临哪些挑战，又应如何克服这些挑战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魏后凯：当前中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首先，农业劳动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我国劳均农业产值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2019年农林渔业劳均增加值仅相当于高收入国家的14%左右。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的竞争力和农民增收，给现代农业发展和建设农业强国带来了严峻挑战。其次，化肥农药使用强度较大，这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了潜在威胁，降低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减量增效需要持续努力。最后，农户经营规模较小，大量小农户的存在使得农业经营规模难以快速扩大。如何将广大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实现规模化经营并走向现代化道路，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农民现代化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短板，涉及保护农民权益、提高农民收入和文化素质等多个方面。应借鉴国外经验，提高职业农民的学历水平和专业素养，使农民逐步走上职业化、知识化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城镇化进程？您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魏后凯：中国当前的城镇化进程已从过去的加速推进转变为减速推进。城镇化可分为三个阶段，30%以下是初期起步发展阶段，70%以上是后期稳定发展阶段，30%—70%是中期快速发展阶段。其中，50%是由加速转变为减速的拐点。去年我国城镇化率是66.2%，处于50%—70%的减速阶段，虽仍会快速推进，但阶段已变。此时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水平高低、速度快慢，而在于城镇化质量。需进行战略转型，从速度型转向质量型，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提高城镇化质量内容丰富，首先要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提高城市和城镇发展质量，构建合理规模格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同时，要减少城镇化的资源环境代价，降低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消耗和“三废”排放。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重点关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优化城镇化规模格局与空间布局，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提高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的产业集群发展战略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在新的发展阶段，应如何进一步发挥产业集群的潜力？

　　魏后凯：中国的产业集群发展战略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国内外大量案例表明，产业集群能形成集群创新力和竞争力，其增长速度往往更快、创新力更高、竞争力更强。近年来，我国产业发展经历了园区化、链式发展、集群化三个阶段，目前要在各类园区产业链式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其向产业集群化方向发展。在新发展阶段，还可将产业集群思路应用于农业产业，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等载体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有关部门已在开展相关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的研究中，提到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性。您认为，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应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魏后凯：城乡融合首先要规划融合。要发挥统筹作用，制定城乡一体化规划，即全域性规划，将城市与乡村视为有机整体，实行统一规划，打破过去城乡分割的规划界限。这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建立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至关重要。需打破阻碍城乡融合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如要素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面临的诸多限制。像人员流动，一些超大特大城市仍存在就业户籍和积分落户指标限制，城市居民迁往农村也缺乏制度安排；土地方面，城市土地可交易而农村集体土地交易受限等。要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和公平交换。再者，对城市与乡村实行统一的建设治理。过去城乡治理分割，现在应向市域治理和县域治理转变，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分治格局，制定统一的规章制度，推进一体化的全域治理，实现城乡治理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出“全域共富”概念，且强调其对中国发展很关键。“全域共富”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魏后凯：“全域共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空间体现，其核心内涵就是要实现城乡区域共同富裕，包括城乡共富和区域共富，也即城市、农村以及发达和欠发达地区都要富裕。关键在于加强战略统筹，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大力度支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

　　家庭是坚实学术后盾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有哪些个人爱好？

　　魏后凯：我的个人爱好比较少，目前最多也就是散散步。我来自农村，过去唯一的爱好是运动，比如踢足球、长跑。在湖南师大和中科院读书时，我学习地理，曾在3000米和5000米长跑中获过奖或破过纪录。但进入社科院后，相对比较忙碌，少有时间进行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家庭对您的学术生涯有何影响？

　　魏后凯：爱人对我的学术生涯帮助非常大，她承担了大量的家务劳动，包括照顾家里的小孩等。而正是爱人承担大量家务劳动，才让我有时间去做学术研究。如果没有爱人在这方面的付出，我就会在这方面消耗大量时间，很多稿件可能就无法按时完成。我对于答应别人的稿件，哪怕是1000字、1500字或者2000字，都会写完后打印出来反复查看几遍才敢交出去，这都需要时间。而爱人对家务的承担为我节省了时间，对我的学术生涯有着重要的支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办公室里书香满溢，让人内心平静。请问，您会向我们的读者推荐多读哪方面的书？

　　魏后凯：我向读者推荐历史类书籍。我家里有很多西方和中国的历史书籍。我在学习过程中，会挑选历史方面的书籍，尤其是思想性的书籍。无论是研究中国区域发展还是农村发展，都需要了解国内外这方面的历史。

　　本报记者 张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