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文，又称“蒙古新字”，是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依照藏文创制，被用于官方文件与印章中的文字。八思巴文共有41个字母，自左而右、自上而下拼写，按照音节划分，堪称中国古代的“国际音标”和“世界语”。当前研究八思巴文以及八思巴文所译写的蒙古语和汉语等资料，不仅可以加快推进蒙古语和汉语等语言的语音史和近代语音的研究，还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深入了解八思巴文及八思巴文研究现状，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文字文献研究室主任孙伯君和《民族语文》编辑部副编审胡鸿雁。

　　探讨八思巴文创制动因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创制的动机和主因是什么？

　　孙伯君：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颁布诏令，特命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这份诏书在《元史》中有明确记载：至元六年，诏颁行天下。诏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寖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从这份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忽必烈先是承认当时蒙古汗国“因用汉楷及畏吾（回鹘）字，以达本朝之言”的实际情况，然后又强调“今文治寖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认为字书缺乏，于一代制度是不完备的，最后宣布，“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

　　可见，忽必烈创制八思巴文的初衷是“译写一切文字”，使之成为大一统国家“完备制度”的标志性符号。因此，八思巴文在创制时无论是字形上还是行款上均照顾到当时主体民族已有文字的书写形制，主要表现为：其一，字体采用藏文；其二，仿汉字对藏文字母形状加以方块化；其三，字符组合遵从回鹘文或回鹘式蒙古文上下叠加；其四，行款遵从回鹘文或回鹘式蒙古文从左向右竖写；其五，仿藏文增加了几个译写梵文的字母。

　　本来，此前已有回鹘式蒙文记录蒙古语，1204年，成吉思汗西征灭乃蛮部时，俘获其掌印官畏兀儿人塔塔统阿，成吉思汗遂命其教太子、诸王学习回鹘字母，记录蒙古语。《元史》载“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其中“畏吾字”即指回鹘式蒙文。而且回鹘语与蒙古语均属阿尔泰语系，选用回鹘文也能较好地表现蒙古语的黏着语形式。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没必要再创制一种新文字。

　　忽必烈命八思巴根据藏文重新创制一种新文字，有其深厚的社会政治背景。首先，创制文字与改正朔、易服饰一样，一直以来被当作统一、独立国家的符号。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创制均有作为统一国家、完备制度的大背景。例如，《辽史》记载：“昔我太祖代遥辇即位，乃制文字，修礼法，建天皇帝名号，制宫室以示威服，兴利除害，混一海内。”《金史》记载：“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而在占领河西走廊、完成开疆拓土之后，西夏开国皇帝元昊于宋景祐三年（1036）创制了西夏文，在向宋朝递交的表文中，元昊把创制文字与“张礼乐”“备器用”相提并论……近代，蒙古国选用西里尔字母记录蒙古语无疑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

　　其次，决定借用哪种文字来记录本族语占首位的是宗教、文化等因素。八思巴文因藏文而造是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夏元之交，与藏族毗邻的甘州、永昌、凉州等地延续了西夏的风俗，笃信藏传佛教。1240年，蒙古王子阔端从凉州派多达那波带兵进藏，并招请噶举派止贡寺法台京俄扎巴迥乃到凉州时，扎巴迥乃转而推荐了萨迦班智达，此后遂有萨迦班智达携八思巴和元朝统治者于1247年在凉州的历史性会面。后来，八思巴成为帝师，成就了藏传佛教萨迦派在元朝宫廷的百年兴盛。

　　与此背景相同，辽、夏、金三个王朝都推行了仿照汉字设计的全新文字，包括契丹小字最终没有改用回鹘文字符，均是受唐宋时期中原儒学在周边民族地区得以广泛传播的影响。八思巴文借用藏文与改造藏文字母的方式，说明文字具有社会性，宗教信仰、政治背景、文化认同等是影响一个民族选用哪种文字记录本族语的主因。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被创出来后，主要的用途是什么？

　　孙伯君：八思巴文被创出来后主要用途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发布圣旨、懿旨和令旨等国家政令，正如《元史》所载：“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目前发现的碑铭文献多数是记录国家发布的政令，这些政令多数是八思巴文与汉文和蒙古文合璧的，如《周至大重阳万寿宫圣旨碑》《彰德善应储祥宫圣旨碑》《易州龙头观懿旨碑》《龙门禹王庙令旨碑》等。二是像《蒙古字韵》和《百家姓》这样为汉字标音文献，这些是帮助汉族百姓学习八思巴文和作为政府部门的官员为汉字标音的标准字书。三是为佛经陀罗尼标音的文献，如居庸关过街塔六体石刻中的《佛顶尊胜陀罗尼》《如来心陀罗尼》和《密咒圆因往生集》等，这些主要是便于不认识汉字、梵文的佛教信徒诵读的经典。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被推行了100多年，它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有多大？

　　孙伯君：八思巴文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力非常大，它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元代大一统国家社会的文明进程，并且对元朝的统治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元代，八思巴文的推广和使用主要体现在官方文件、印章和货币上。元朝政府规定，所有官方文件和印章都必须使用八思巴文，这包括政府的各级印信、货币上的文字等。

　　实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八思巴文已经成为一种“死文字”，我们研究它的意义何在？

　　孙伯君：首先，八思巴文是元代对西藏实施有效治理的明证，是大一统王朝的标志，更是古代少数民族接受儒家文化的标志。

　　其次，八思巴文献是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再次，八思巴文是藏传佛教进一步中国化的明证，是元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化共同繁荣的明证。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河西与中原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一时期大量藏传佛典被译成汉文、西夏文、回鹘文、蒙古文、八思巴文等多种文字。八思巴被封为帝师后，更是加速了藏传佛教向中原的传播。藏传佛教与儒家经典一起，曾作为汉族、党项、回鹘、蒙古各族群众启迪心智的教化工具，尤其是在元朝为启迪圣智、修述文治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正如法洪《帝师殿碑》所言：“有河西僧高沙刺巴，建言于朝，以为‘孔子以修述文教之功，世享庙祀。而光帝师，德俟将圣师表一人，制字书以资文治之用，迪圣虑以致于变之化，其功大且远矣。而封号未追，庙享不及，岂国家崇德报功之道哉？’大臣以闻，诏郡国建祠宇，岁时致享。”可见，历史上，藏传佛教不仅深植于西藏大地，与西藏的地理风俗、本土宗教相结合，而且曾广泛地传入中原内地，历经千百年，早已融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当中。在北京，元代所建的居庸关云台留存着用梵文、汉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西夏文六种文字刻成的《佛顶尊胜陀罗尼》和《如来心陀罗尼》两部佛经，彰显了当时各民族和谐相处、文化共同繁荣的景象。

　　最后，八思巴文《蒙古字韵》《百家姓》等文献是研究元代汉语的重要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界一般认为，八思巴文是“历史上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为什么会这样说？作为一种拼音文字，其字母体系是如何构建的？

　　孙伯君：八思巴文是仿照藏文创制的表音文字，《蒙古字韵》第一次系统地用八思巴文为汉字的读音进行了标定，细致地区分了汉字各韵的读音，堪称“历史上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八思巴文的字母体系完全仿照藏文，并在藏文基础上增加了几个字母来译写梵文。《蒙古字韵》《百家姓》等被认为是研究古代北方汉语语音最直接的资料。由于八思巴字是表音文字，而《蒙古字韵》等又完全是一部用表音文字标注、声韵分类极其明确的韵书，因此此书向来被学界认为是研究古代北方汉语语音的最为翔实的文献。

　　举例来说，八思巴文仿照藏文制订了音写梵文的原则，可概括如下：

　　在元音方面：仿照藏文附加元音符号创制了专门转写梵文的元音字母，元音单独构成音节或作为词首元音使用时，一般用有头字的形式，如；与辅音拼合时，采用附加元音符号的方法，如。

　　梵文基本元音的转写形式：、　；梵文长元音的转写形式：，其中ī为i的反写，与藏文稍有不同；介音：；元音。

　　梵文辅音字母的八思巴文转写原则可概括为：

　　（1）梵文浊送气音gha、jha、、dha、bha，用在相应基字下加ha形式；

　　（2）梵文卷舌音，用ta、tha、da、dha、na的反写形式；

　　（3）梵文和均用（sha）转写。

　　（4）梵文，现代梵语教学一般读鼻化元音，唐宋以来中原梵汉对音出现在词末时处理为-m尾，如译作“唵”，出现在词中时译作与后随辅音同部位的鼻音，如译作“僧伽”（=）。八思巴文仿照藏文用标注，如居庸关石刻：；。不过，《密咒圆因往生集》与居庸关的标注形式有所不同，如作。

　　（5）梵文，现代梵语教学一般读强送气的喉擦音尾，唐宋以来中原梵汉对音处理为-k尾，如，不空译作“药”（=yak）。八思巴文用的反写标记梵文。

　　八思巴文与梵文的对音形式与藏—梵对音形式几乎完全一致，这与文字设计者八思巴很好地践行并承袭了吐蕃译经传统密切相关。

　　发扬老一辈学人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创制基于藏文和梵文，这种独特的文字系统使得对其解读和研究都变得极为复杂。面对诸多的研究困境和挑战，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坚守社科初心，勇担时代使命，在八思巴文研究方面涌现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罗常培、杨耐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蔡美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照那斯图等多位杰出学者。请您谈谈四位老师在研究方面有什么不同？代表成果有哪些？这些成果对后来八思巴文研究起到了什么作用？

　　孙伯君：从18世纪开始，西方探险队在我国“丝绸之路”沿线获取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字文献。19世纪末，随着西方传教士和驻华使节在中国北方游历，又陆续在居庸关、唐乾陵、辽庆陵、河南开封等地发现了八思巴文、西夏文、契丹小字、契丹大字、女真文等碑刻。随后，敦煌莫高窟和黑水城“大塔”被发掘，数以万计的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等文献出土。在对这些文字加以辨识的过程中，西方学界遂掀起了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的热潮。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东方学”中很快建立了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为基本素材的学术研究体系，继而分化出了藏学、西夏学等一批分支学科。受这一风气熏染，当时很多在国外留学的青年学子走上了“东方学”的研究道路，罗常培先生就是率先投入到八思巴文文献整理研究中的学者之一。

　　20世纪80年代，科学的春天到来，以蔡美彪、照那斯图、杨耐思为代表的学者，接过八思巴文研究的接力棒，发挥他们各自的学科特长，以历史、文字、语言三驾马车，驰骋于国内外“东方学”领域，逐渐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八思巴文学派”。主要研究成果有：罗常培《论龙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话〉》，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增订本），蔡美彪《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照那斯图和杨耐思《蒙古字韵校本》以及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I研究文集》《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II文献汇集》《新编元代八思巴字百家姓》等，这些都是研究八思巴文文献的奠基性力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八思巴文研究现状如何？

　　孙伯君：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2009年开始启动“特殊学科建设计划”，共立项23个特殊学科，涉及10个研究所，八思巴文在列，主持人是照那斯图先生，成员有胡鸿雁博士。其间，现在的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正月和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宋洪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天津大学语言科学中心讲师陈鑫海也时时请益。在照那斯图先生过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八思巴文研究呈现萎缩态势，除了我、胡鸿雁、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布日古德，以及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祖生利等人兼做一些八思巴文研究、撰写一些文章外，没有专门的研究人员。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研究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推动八思巴文研究更好发展？

　　胡鸿雁：八思巴文研究最大的困难是新材料的匮乏和研究门槛有些高。首先，材料难以为继，就很难产出新文章。在目前的学科评价体系下，发表效率和数量都很重要。其次，从事八思巴文研究除了需要认读八思巴文，还要具备音韵学或蒙古语的基础，这两方面知识和素养都具备，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孙伯君：八思巴文研究必须打破学科壁垒，本着融通汉语文和民族语文的理念，沿着罗常培、照那斯图、蔡美彪等前辈的研究路径，阐释好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呈现出民族古文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作用，提高学术原创能力，发扬好老一辈学人通过艰辛努力形成的优良学派风格和传统。同时，要本着传承冷门“绝学”学科的理念，于评价体系上给予青年学者政策上的倾斜，以便培养更多专门人才。

　　链接

　　八思巴（1235—1280），藏族，今西藏自治区萨迦县人。他是元朝时期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法主，元代首任帝师，第一萨迦法王，西藏萨迦政权的创始者。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称帝，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统管全国宗教事宜，并建立总制院兼治理吐蕃事宜。至元七年（1270），八思巴向忽必烈献上受命编纂的蒙古新字。八思巴在元朝统治时期，为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藏区佛教发展上的领袖，促进了蒙汉藏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强了元朝中央集权的集中性。至元十七年（1280）冬，八思巴在故乡逝世，忽必烈建造佛塔于大都以示追念，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八思巴一生著述颇丰，培养了众多担任过元朝丞相、宰相等职务和佛学大师等各族各界的弟子。他不仅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一位杰出的藏族政治家、文学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