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丹，女，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管理》主编。兼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长，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反垄断专家委员会委员，中英现代产业合作伙伴关系政策研究组中方专家，第三届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工经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工经所所长等职。主要从事产业经济、能源经济方面的研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中组部、人社部“万人计划”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巾帼建功立业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1993年，32岁的史丹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工经所”）从事科研工作。时光匆匆，岁月如梭，转眼间，她已经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30年来，她始终扎扎实实做学问、认认真真搞科研、兢兢业业勤育人，在产业经济、能源经济、国企改革与发展等领域持续产出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前不久，史丹当选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对于这一新的身份，史丹说：“作为新增学部委员，我感到很荣幸。感谢评委会和院党组对我过去几十年工作的肯定，这也将促使我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史老师，您好！您本科学的是工学，是什么原因让您从工学转身投向经济学的？您认为，工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之间有什么关联？

　　史丹：1979年，我考入长春工业大学。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年，当时受社会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学生都会选择学理工科。而我在高中时数理化成绩都不错，对此也很感兴趣，想继续学习。有人跟我说，学工科专业，通常数理化都需要学习，我就选择了学工科。我当时报的是材料工程，后来被调到工业管理工程专业。来到工业管理工程专业后，我发现这个专业的知识面很宽，既有工科专业基础课，又有经济管理、财务会计、科技哲学等课程。4年工业管理工程专业本科学习，不仅拓展了我的知识面，还使我对经济管理产生了浓厚兴趣。

　　大学的工科学习对我今后从事科研工作帮助很大，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企业调研时，我对企业生产活动很熟悉、一些工业生产过程能看得懂，跟企业工人和工程师交流能听得懂技术术语。另一方面，我后来转向能源问题研究，这些专业知识能够支撑我自学一些能源电力行业的技术知识。因此，我觉得跨学科学习有利于从事产业经济研究。我对我的博士生也是这样要求的。每位新生入学，我都让他们先自学能源基本概论和能源工程学，让学生们首先了解研究对象的特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态势，了解基本常识、概念和基本原理。比如，现在业内经常争论电网为什么不能全额收购新能源发电，如果你不了解电力技术和电网的技术特点，就很费解，很难根据现有技术条件给出合理化的政策建议。我对所里的年轻科研人员也是如此建议，一定要对所研究的行业技术有所了解。我认为，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不懂经济学可能不会影响科研工作，但是从事产业经济研究的科研人员一定要懂得研究对象的科技知识和专门技术。科技知识和行业技术不一定非在学校学习，也可自学和向他人请教。我的能源电力技术知识就是通过自学和向别人请教逐步掌握和丰富的。科技在不断进步，我们也要不断学习。到企业调研，也是我们学习科技知识的课堂，产业经济学实际上是要根据产业技术规律构建研究问题与范围。不了解产业的技术特征，研究产业经济问题就会不透、不深、缺乏针对性，难以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30多年来，您从一名普通研究人员到所长再到学部委员，一直在成长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在学术成长的道路上，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或者一件事让您想过停止自己前进的步伐？后来又是什么动力促使您持续努力前行？

　　史丹：现在回想起初来社科院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时间过得很快，这30多年里，我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作为普通的科研人员从事科研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研究人员工作加上所领导的工作。从做研究的角度来看，前三分之二的时间能自主支配，科研工作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时间完成，在那段时间内，我独立发表了很多成果。后三分之一的时间能自主支配的比之前少，但我增加了工作时间来弥补，科研成果也不少。我除了自己完成一些课题外，还组织所里的科研人员集体攻关，成效比较显著。

　　30多年来，我始终保持科研人员的初心。但其实，刚到工经所时，我不太适应社科院的工作方式，找不到科研工作的方式方法，也没有明确的研究方向，有时比较烦恼，但对科研工作的热爱使我逐步克服了不适感，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我的体会是，人的最大困难是了解自我、战胜自我。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有人问我，评上学部委员是不是应该轻松一点了？我没感到轻松，反而觉得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我之所以能够坚持努力工作，是因为身边有许多非常优秀的老师在鼓励我、激励我。刚加入工经所时，工经所的老一辈还在工作，如周叔莲老师、陈慧琴老师、黄载尧老师等。还有一批非常优秀的青年才俊，如江小涓老师、刘世锦老师等。我入所时正值老所长周叔莲老师与张卓元老师交接班，张卓元老师由财贸所调到工经所当所长，副所长有陈佳贵老师、吕政老师等，吴家骏老师刚刚卸任副所长。陈栋生老师、周绍鹏老师、郑海航老师在所里都非常活跃，工经所可谓是人才济济，老一辈和新一辈都非常优秀和杰出，在国内外有相当的影响力。江小涓老师、郭克莎老师先后当过我的室主任，他们的科研能力非常优秀，工作上也非常勤奋，对我影响很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1998年，您的《严重亏损国有企业问题原因分析》一文荣获首届“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奖”一等奖，同时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当时您才30多岁，得知获得这两个奖项，是什么心情？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写这样一篇文章？您认为这篇文章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在您这么多年来获得的奖项中，哪个让您印象最深、收获最大？

　　史丹：获奖的论文是由郑海航、江小涓领导的集体项目，他们也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获奖人，我只是参与者。但是，我通过参与包括这个项目在内的一些科研工作，慢慢适应了社科院的科研工作。因此，我很感谢工经所的前辈带我进入研究角色。《严重亏损国有企业问题原因分析》课题研究背景是企业的负损和三角债比较严重，为了完成这项研究，我们在东北、河北、北京等地进行了大量调研，因此问题分析和政策建议比较到位。我参与这项课题，在报刊上独立发表了论文，当时一些企业联系到我，见面后说，没有想到你这么年轻能写出这么联系实际的论文。我们的研究报告、论文之所以能够引起关注和获奖，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我们到企业进行了扎扎实实的调研，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入院30多年来，我参加和完成了许多课题，也获得了30多个奖项，其中让我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还有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工经所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的课题“长江流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研究”，这个项目参与的人很多，在沿江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调研。我与所里同事陈慧琴老师在一组，她大学是学化学的，曾经与朱镕基总理是同事。我调入工经所时，她已年近六十，但工作仍然非常认真，经常给我讲她的研究经历，诲人不倦。我记得我们一起在重庆调研，调研结束后，一些同事出去游玩，但是她对我说，我们的调研资料可能还不够，需要补充调研。后来，我跟她又去补充了一些调研材料。这件事让我亲身感受到老一辈认真工作的态度。陈慧琴老师不但提携年轻人，而且为人宽厚大度，也非常理解年轻人，对年轻人非常关心，她的为人也使我学习到很多。后来《长江流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研究》获得了国家发展研究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参与这个项目，我最大的收获不是获奖，而是学到了如何做研究，以及如何做一名合格的科研人员。扎扎实实做调研，是做好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这是我入所后的第一个认识。

　　还有一项课题印象也非常深刻。1998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洛林牵头组织课题组调研，经济片各所都派人参加。我们的调研是分组进行，各组会定期汇报调研见闻，经济所的朱玲老师汇报时，能非常惟妙惟肖地描绘调研时情景，语言十分生动，经常逗得大家笑。调研结束后，我们分别发表了相关论文，其中朱玲老师的论文发表在《经济研究》上，她把在调研时的所见所闻提升到理论层次，论文质量显然比我们高，这也让我非常受教。好的研究成果是要从现实问题中提炼出理论和学术问题，这是我通过参加课题获得的第二个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您获得我院“巾帼建功立业先进个人”称号；2024年，您又是社科院9位增补学部委员中唯一一位女性学者。能否分享一下您的治学经验？您认为，在学术研究这条道路上，学者应具备怎样的精神才能真正走出卓越和辉煌的学术人生？

　　史丹：首先，在我的思想上，没有认为男女除性别之外还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在脑力劳动上。因此，我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与男同事相比，女同事可能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和教育子女的工作，但是只要安排好时间，并不会对工作产生太大的影响。我家至今家务活都是我和我先生自己做。我做家务时，没觉得我与其他家庭主妇有什么不同，做工作时也没有觉得与男同事有什么差别，但在我对做家务和做工作的要求上则有很大的不同：一是把家务工作标准放在最低，过简单生活；二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在有限时间里尽可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如果问我治学有什么经验，也就两条：一是认真、努力，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工作做好；二是心无旁骛，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把有限的精力都用在工作上。此外，科研工作很辛苦，往往需要在电脑前连续坐几个小时，需要有好身体。没有好身体就很难长时间集中精力思考问题。我在我母亲的影响下，从小就热爱打球，身体底子较好，这也是我能长期坚持科研工作的有利条件。因此，我在所里也经常鼓励大家参加体育活动，增强体质。还有家庭成员的理解和支持也很重要。我的家人从未抱怨过我对他们照顾不周，反而非常鼓励我、支持我。

　　学部委员是我院最高学术荣誉，很荣幸获此殊荣。我的经验并不是走辉煌之路的经验，只是努力工作的经验。任何工作都与天分和基础有关，我觉得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天分和基础并不好，因此需要加倍努力。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数十年的科研生涯中，让你印象最深的体验是什么？

　　史丹：我觉得，找准自己的研究方向、坚持和努力至关重要。科研工作是一项需要长期积累的工作，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刚加入工经所时，研究的问题较多，但找不到感觉，很迷茫。后来能慢慢沉下心，主要是我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工经所老所长吕政老师经常说，工经所的科研人员要成为专家，要对某个行业有深入的研究。我体会最深的就是，要做到术业有专攻。不能为了论文写论文，研究方向杂而不深，没有自己独树一帜的研究方向。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只研究一个问题，而是研究一个领域多个方面，要做到融会贯通，做贯穿性研究。要对自己专业领域的发展动态有着高度的敏感，要从变动中迅速抓取需要研究的新问题，这样就能够较早地提出问题，引领学术研究前沿。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源经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产业政策、技术进步、国企改革与发展等等，都是您主要研究的领域。在很多学术场合大家介绍您，经常说您的学术专长是能源经济、产业政策，对此您是否认可？此外，在您最擅长的研究领域中，您认为自己最不擅长做什么研究？为什么？

　　史丹：大家只介绍我的学术专长是能源经济和产业政策，可能我这两方面的研究给他们的印象更深刻。我也的确在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我认为，由面宽到聚焦，才能把问题研究得更加深入。技术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从事科研30多年，我觉得我比较擅长找到前沿问题，捕捉到有研究价值的研究选题，不擅长的是数理模型的构建和使用。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研究方法进步很快，比如大数据等。但是，我不擅长不等于我不重视新的研究方法。早在2018年，我就开始在工经所筹划建设工业大数据实验室，当时一没资金、二没场地，我通过战略合作的方式，先在天津滨海新区建成了2000平方米的实验室，引入战略合作者。后者在院里的支持下，在工经所建成了数据终端实验室。目前，工经所的工业大数据实验室建设已初见成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角色要逐步由亲自上场的运动员转为教练员，为青年人成长创造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深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成功经验，并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是其成功的最根本因素。您认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史丹：我是从研究中国工业化过程，通过对比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工业发展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工业发展历程得出这一结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始终保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和工作方针，领导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新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用几百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道路，创造了工业与经济发展的奇迹。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奇迹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总结，但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准确地把握了我国不同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不同时期的基本路线和方针，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奋斗目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现实中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产生的矛盾，带来了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新的根本动力。新时代的改革应坚持顶层设计、全面推进的新模式，强化党和政府在改革中的自觉意识和主导作用。新时代正值产业和技术快速变革时期，我们要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加快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战略必争的领域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有效对接。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区域优势互补，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统筹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进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城乡统筹发展。

　　总之，初心使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逻辑起点，这是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逻辑前提。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要始终牢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赢得人民信任和支持是我们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不会偏离党的初心和宗旨。我们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确保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更加辉煌的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是《中国工业发展报告》连续出版的第28年，28年来您从最开始担任报告部分章节的执笔人，到后来参加审稿，再到作为报告主编，一直参与报告编写工作。您编写《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通过编撰报告，工经所培养了一批行业专家，而这份报告也成了当前工经所学术研究的特色和风格。对于《中国工业发展报告》的未来，您有何期待？

　　史丹：《中国工业发展报告》1996年开始编第一本，当时所里的想法是通过科研项目带动年轻人边学边干。因此，从一开始就是全所科研人员参与。除了在财经院工作的几年我没参与编写，其他年份我均有参与。参与这个报告的写作，最大的收获就是研究对象相对固定，每年跟踪研究，对行业的发展过程和引起重大变化的原因有所了解，有利于成为行业专家。这份报告工经所坚持写了28年，可以说这是一部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发展过程的全面刻画，其史料价值将随着时间增长而增加。28年来，报告结构不断完善，报告内容不断丰富。我作为主编时，增强综合篇的投入力度。在综合篇，增加数字化、融合化和绿色化相关内容的分析；在行业篇，增加了战新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分析，例如增加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等行业。报告发布时间由年底改为年初，目的是使报告的数据能够是最新一年的完整数据，等等。我希望《中国工业发展报告》能坚持写下去，内容上要更加聚焦，数据上要更加翔实系统，分析上要更加深入透彻。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新增学部委员，您觉得未来该如何发挥好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这个角色？

　　史丹：我想，主要通过以下三方面发挥好这个角色的作用。一是做好学科前沿引领和学科基础建设。学科前沿引领就是要及时根据产业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开展理论性研究，学科基础建设就是把工业大数据实验室建好，建立更多的符合研究需要的数据库，引入更多的智能化分析方法。二是做好学术梯队建设，带领团队争取在能源经济、产业经济、绿色低碳、经济效率等方面形成研究特色。三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做好决策咨询服务。

　　◇本报记者 孙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