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越 陈雅静

　　古希腊罗马哲学是西方文明之源，出现了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伟大的哲学家，形而上学、政治哲学、伦理学等诸多思想也从这里发端，对后世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不仅是理解西方文明的一把钥匙，更是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效手段。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立项15门“绝学”学科，“古希腊罗马哲学”位列其中。多年来，尽管作为“濒危学科”，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几经曲折，但社科院学者坚持发扬学术传统，赓续研究学脉，在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近日，围绕这一冷门学科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挑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副主任、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副主任詹文杰。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近日举行的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发来贺信，鼓励专家学者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作为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方面的学者，您有哪些感受？

　　詹文杰：中国和希腊两大文明的交相辉映反映了人类共同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的精神。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是古典学研究的重要面向，参加首届古典学大会，我感受到了国家对古典学研究前所未有的重视。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贺信精神，建设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的古典学研究基础理论体系；要发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光荣学术传统，打造传承历史、传承文脉、光大学脉的古典学研究中国学派。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学界普遍定义中，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研究范畴是什么？

　　詹文杰：顾名思义，古希腊罗马哲学包含了古希腊哲学和古罗马哲学两大部分。古希腊哲学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哲学”在当时被称为philosophia，它不是众多学科当中的一门学科，而是指一种爱智求知的活动，也就是对宇宙和人生等全部问题所做的理智性探究，包含了后世所谓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所涉及的一切主题，因此更接近于最广义的“学术”。不过，随着古代西方学术的内部分化，人们逐渐把“哲学”这个名称保留给了抽象程度最高的一类学问，它通常包括研究对象世界的自然哲学、研究人类生活自身的伦理学以及研究推理和论证方法的逻辑学。各门具体科学渐次发展并且从广义的哲学中分离出去之后，就形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哲学概念，也就是包含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美学等领域的一个学科大类，这一概念是近现代才确立下来的。

　　希腊哲学在希腊化时期一直延续，后来又产生了古罗马哲学，也就是在罗马共和国及其继承者罗马帝国中出现的哲学。罗马哲学不仅包括用拉丁语写的哲学，还包括共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时期用希腊语写的哲学。在一些措辞不那么严格的场合，我们也用古希腊哲学来指代整个古希腊和罗马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在国际上处于什么位置，近年来有哪些发展和成就？

　　詹文杰：古希腊哲学自诞生以来就深刻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文教体系，在西方历史的各个阶段都起到了重要的精神教化作用。今天，古希腊哲学研究也是西方研究型大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领域。美国和欧洲的大学哲学系都至少会有一名古希腊哲学专家，而且几乎所有的哲学学位项目都以古希腊哲学作为必修课之一。

　　与欧美高校相比，我国高校哲学系中古希腊哲学专家的比例还不算太高，古希腊哲学受重视的程度似乎也相对较低，总体研究水平与国际领先水平还有差距。

　　不过随着学界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这种情况在近些年已经有所改观：一批年轻学者从海外留学归国，加上国内培养的博士，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近40年来，我国老中青几代学人在这一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一些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原著和西方学者的有关研究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各种专人和专题研究著作及高质量的论文逐渐增多，还出现了专业性的学术团体以及多种学术集刊。

　　未来，古希腊罗马哲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我们对有关史料和国外研究成果的译介还只是冰山一角，对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研究还不全面不平衡。我们需要从自己的视野出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也需要与国际学界展开更充分的交流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取得了哪些突出成就，又有哪些代表性学人？

　　詹文杰：我院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前。当时主要是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框架来评判西方哲学，包括古希腊罗马哲学。因此，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之流被视为唯物主义的代表而受到重视和肯定，而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柏拉图和学园派乃至新柏拉图主义等哲学流派则被视为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受到一定冷落和批判。1961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更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组联合举办了纪念赫拉克利特诞生2500周年学术座谈会，并且将部分会议文章结集为《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一书出版。该书收录了四篇专论，分别是王玖兴《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汝信《赫拉克利特与辩证法》、杨一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赫拉克利特的评论》和姜丕之《黑格尔论赫拉克利特》。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到21世纪初。这一时期国内关于西方古代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也逐渐进入了系统介绍、深化研究的阶段。我院的代表性学者主要是叶秀山先生和姚介厚先生，还包括在哲学所担任兼职研究员的汪子嵩先生。叶秀山先生在古希腊罗马哲学领域下了很大功夫，他在20世纪80年代连续推出了两部重要专著，分别是《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后来又出版了一部论文集《永恒的活火：古希腊哲学新论》。此外，在他的遗著《哲学的希望》中也有关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大量论述。汪子嵩先生联合范明生、陈村富和姚介厚等人历经20多年完成了四卷五册的《希腊哲学史》（其中第四卷新增包利民和章雪富两位作者），共近400万字, 堪称鸿篇巨制。汪先生继承了陈康先生治学严谨的风格，强调从原著出发，论证有据。姚介厚先生早年师从全增嘏先生，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古希腊罗马哲学，除了参与编写《希腊哲学史》前三卷之外，后来又参与了多卷本《西方哲学史》的编纂工作，独立完成了其中的第二卷“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另外还有一本《柏拉图〈国家篇〉导读》。

　　第三阶段是近20年。这一时期从事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的学者有“50后”的王柯平研究员、“70后”的我本人，还有何博超和刘未沫两位“80后”学者。王柯平研究员在古希腊美学领域成果颇丰，包括专著和论文集《〈理想国〉的诗学研究》《古希腊诗学遗韵》《〈法礼篇〉的道德诗学》等。他前些年退休后依然在从事学术工作，主要研究美学和艺术哲学。我主要研究柏拉图哲学，尤其是柏拉图知识论，先后出版了两部专著，分别是《真假之辨：柏拉图〈智者〉研究》《柏拉图知识论研究》，还发表了一些关于柏拉图、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论文。我比较重视学术翻译，出版了多部古希腊罗马哲学原典和重要研究文献的译著，包括柏拉图的《智者》《泰阿泰德》《普罗泰戈拉·美诺》，扬布里柯的《哲学规劝录》，文德尔班的《古代哲学史》，策勒的《古希腊哲学史》第三卷等。何博超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美学以及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流传问题，他的研究专著包括《无敌大卫及其古亚美尼亚文〈亚里士多德前分析篇评注〉研究》《说服之道——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的哲学研究》等。刘未沫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古希腊自然哲学、中希比较研究，她曾主持多个研究项目，在《哲学动态》《世界哲学》《现代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发表多篇文章，出版译著《古希腊神学的主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院前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在国内整体研究中居于何种地位，有哪些突出优势或特点？

　　詹文杰：叶秀山先生的两部专著可以说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代表性著作，其研究视野、方法和对于史料与文献的利用，在当时都是最领先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梳理了希腊早期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一方面深入剖析了各个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基本特征和思想渊源，另一方面围绕核心的哲学范畴（如“始基”“存在”“逻各斯”和“努斯”等）展开了细致入微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作者既能直接面对古希腊罗马哲学残篇的具体文本进行分析，又能与西方现代阐释者展开对话并且提出不少独到见解，使该书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堪称古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典范之作。而在《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这本书中，叶秀山先生以中国学者特有的立场深入地探讨了苏格拉底的政治立场与社会活动，同时从现代哲学视野出发对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如“自识”问题、理念论和辩证法等展开细致的讨论，高度评价了苏格拉底在西方思想史上的贡献。叶先生有深厚的哲学素养和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通晓多门外语，尤其是对古希腊语也有相当程度的掌握，这使他的古希腊哲学研究相当扎实，富有洞见。

　　汪子嵩和姚介厚等人编写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也是极有分量的作品。这部鸿篇巨制总共近400万字。第一卷论述了从希腊哲学的产生到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这一时期的哲学发展，包括希腊哲学兴起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爱利亚学派和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自然哲学家。第二卷论述了智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第三卷论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并简要介绍了早期漫步学派的情况。第四卷论述了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怀疑派、普罗提诺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这部巨著参考了丰富的希腊哲学文献，注重探索希腊哲学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吸收近现代西方主流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比较分析他们的见解，详尽地研究了希腊众多哲学家与流派的思想，在史料鉴别、人物与思想评价、探究希腊哲学思想演变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可以说它的面世把国内的古希腊哲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姚介厚先生编写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二卷“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也是一部重要的作品。该书的特点首先是以历史主义的视野将古希腊罗马哲学纳入希腊古典文明、希腊化文明与罗马文明等各个阶段性文明的开阔历史背景中考察它们形成与演变的社会历史根据和在文明进化中的历史作用；其次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同时吸收发生学的方法、分析学派的方法、解释学的方法、“我注六经”的古典学式研究方法，重视对古典原著的直接研究，做到论从史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和其他几位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有什么样的特色？

　　詹文杰：就前期的研究方向而言，我本人的柏拉图知识论研究、何博超的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研究和刘未沫的古希腊自然哲学研究都是比较有特色的。不过每个人的研究领域都在不断扩展，例如我本人近两年开始更多转向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院对古希腊罗马哲学学科建设有哪些支持？目前，学科发展还面临哪些挑战？

　　詹文杰：2008年，“古希腊罗马哲学”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立项的15门“绝学”学科之一。2009年左右，在我院“特殊学科建设计划”资助下，“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团队申请到了其下属的“濒危学科”资助，期限是5年。当时，叶秀山先生和姚介厚先生是申请项目的学科负责人，王柯平和我是项目组成员，后来项目组成员又增补了何博超。第二次申请到社科院“特殊学科建设计划”资助是在2017年，资助经费和期限跟前一次差不多。因为叶秀山先生的辞世，项目组成员仅余4人，项目主持人是姚介厚和王柯平。这些经费资助对于学科发展提供了很大帮助，对购买必要的图书资料、开展必需的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支付学术著作的出版费用等都提供了巨大支持。

　　目前，经费资助和人员配置是学科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在团队建设中，姚介厚先生年事已高，王柯平也已经退休；在团队人员组织协调上也出现了一定困难，从学科发展的实际出发考虑，本学科还需补充1—2名年轻成员。

　　在学术研究基础设施建设上，一些重要的经典资料还有待补齐。另外，在学术评价机制上，由于本学科成员通常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从事哲学经典的翻译和注释，而这样的成果在学术评价上不受重视，一些重要的研究性译著都不能被视为“创新工程”准入条件。

　　习近平主席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相信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我国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必定会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也希望借助此次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和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成立的契机，更好推动古希腊罗马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未来，古希腊罗马哲学学科的发展方向有哪些？有哪些可供开拓的研究议题？

　　詹文杰：就具体研究方向而言，我认为，一方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经典性地位应该继续得到强调，我们应当能够从他们的哲学中看到西方现代科学体系的雏形和基本框架；另一方面，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和后亚里士多德哲学（如斯多亚学派、漫步学派、怀疑论学派、新柏拉图主义等）的研究也不能偏废，因为前苏格拉底哲学能让我们看到原创性思想的独特力量，而后亚里士多德哲学则能帮助我们看清楚各门学科分化的逻辑线索，以及思想介入实践领域之后的各种可能性。我们不仅应当发掘出以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为代表的古代西方伦理思想中富有价值的东西，还应当考察古代西方的逻辑学、形而上学乃至自然哲学，以期对现代的逻辑和科学体系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同时，我们还应该继续重视古希腊罗马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和注释工作。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西方重要哲学家的著作已经有了中文译本（有些甚至有多个版本），但是翻译质量总体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并且在评注和细致的文本研究方面还有待加强。实际上，还有大量古希腊哲学典籍没有中文译本，切不可贬低翻译和注释工作的价值，而是要把它始终视为一项基础性的重要事业。当然，在进行学术评价时，我们需要把真正的专业研究型的经典翻译与那些没有研究基础也不从古典语言出发的非学术译本区别开来。

　　此外，我认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还可以组织编写“柏拉图词典”“亚里士多德词典”之类的学术工具书。西方学术界在这方面有很多成功经验，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工具书。

　　最后，加强中希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也是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关于孔孟与柏拉图、孔孟和亚里士多德、庄子和犬儒学派、韩非和智者学派等的比较研究，但是建立在系统性研究基础上的真正高水平的比较研究并不多见，而中国学者理应从自己的独立视野出发在这方面发出更多的声音。

　　《中国社会科学报》：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已成为当前古典学研究的重要使命。在您看来，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在推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有何优势？

　　詹文杰：我想，首先要搞清楚，古希腊罗马哲学本身不是现代众多学科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西方众多学科之“源”。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就是研究西方众多学科的源头。认识到这点，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古希腊罗马哲学在西方知识史和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罗马哲学蕴含的对人性、伦理、政治等问题的思考，为我们理解当今西方社会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提供了深厚的历史背景和参照。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从而更好地应对当代复杂多变的思想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主席在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贺信中，对古典学研究者寄予厚望，鼓励学者们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如何更好肩负起这一使命任务，在世界古典学领域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詹文杰：中国和希腊两大文明诞生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两大文明在各自领域的开创性工作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学术和制度方面的遗产，成为全球文明体系的基石。我们要以习近平主席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贺信精神为指引，深化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坚持文化自信，坚持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积极推动中国哲学传统与古希腊罗马哲学进行比较和对话，为世界哲学研究贡献中国智慧。同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与世界各国学者共同探讨、合作研究，向世界展示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和观点；注重跨学科研究，将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与历史学、文学、语言学、政治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相结合，从不同角度深入挖掘其内涵和价值，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对原始文献的整理和翻译，为研究提供更准确、全面的基础资料。此外，必须重视培养高素质的研究人才，通过设立专门的研究项目、提供充足的研究经费、加强学术指导等方式，培养一批具有深厚学术功底、广阔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研究人才。如此，才能使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更好担负起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