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史学会举行“法律史大讲堂”第十五讲

2025-01-03 来源：社科院专刊总第732期作者：孙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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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由中国法律史学会主办的“法律史大讲堂”第十五讲日前在京举行，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院教授陶安主讲“从出土文书谈秦汉之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生主持讲座。

　　陶安首先就演讲主题进行了简要说明。学界惯于使用“秦汉时代”这种提法，但如以西汉中期为界，则秦至西汉初与西汉中期以后直至东汉，这两个时段间存在显著区别，“秦汉之不同”即就此而言。西汉中期以后，“记”作为新的文书形式登场，陶安由此入手，审视地方行政、社会乃至国家发生的深刻变化。

　　陶安简要介绍了学界对于“记”这一文书形式的既有研究状况及里耶秦简所见典型发文形式，根据发、收信人的身份关系与文书具体内容对发文形式进行了分类。里耶秦简文书形式所见“告”“移”“追”等表述，同时也正是当时制定法所使用的法律术语。就对外文书格式而言，“记”不再具体写发信人，而是只写发信机关，发文形式也只剩“告”，形体特点也产生变化，为东汉木牍复兴之先声。“记”出现的背景是秦统一后的人才短缺。为了解决人才紧缺问题，汉代采取了孝廉、博士弟子等制度以培养人才，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性家族逐渐复兴，推动了儒教国家的形成，但客观上也造成了地方行政相比于秦时的衰落。随着清浊分流和黄巾起义后东汉的崩溃，推动儒家意识形态的国家虽亡，儒家思想却成为支撑人们形成自生秩序的核心理念。

　　陶安总结道，郡县制下，中央政府通过文书系统控制郡、县的行政工作，县下各类职能部门能够完成很多工作任务。但随着地方性家族掌控越来越多的人口和劳动力，形成庄园经济，国家掌控的劳动力不断减少，原本的职能部门无法正常运转。九品官人法之下，“中正”垄断了人事权，极大地约束限制了国家行政工作的开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力、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刘自稳作为与谈嘉宾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硕、博士研究生十余人聆听讲座。（孙烁）

责任编辑：王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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