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译心

　　第五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扎根基层，用数据记录中国农户家庭状况变迁。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调研组执行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隋福民，听他讲述其与团队如何以“论从史出”的学术自觉，将田野调查转化为理论创新资源，构建起连接1929年至今的微观历史档案。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开展调研的过程中，哪些经历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隋福民：我们开展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深入了解实践，从而形成正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是我们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同时也是推动我们认识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我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确保所填写的数据真实可靠。我们还贯彻了群众路线，让普通百姓和基层干部都积极参与进来。实际上，许多基层干部起初并不清楚我们的目标和具体做法，但在不断的磨合中，大家逐渐理解彼此并共同探索，最终找到了合适的协作机制。有了这一机制，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推进。总体而言，我们的调查始终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这些年的调研实践，您积累总结了哪些有价值的调研经验？

　　隋福民： 首先，要有明确的计划，并严格按照计划稳步推进，确保每一步工作都扎实完成。其次，要重视年轻一代，积极鼓励并给予他们帮助。毕竟，未来是属于他们的。这一点尤为重要，需重点阐述。我们此次调查面临很大挑战，原因在于我们所处的场景各异，时代变迁使原有村庄的实态基本消失，人们更多地融入城市生活。通常而言，乡村社会被视为熟人社会，而城市则是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共同体，在此环境中，家庭关系亲密，人们彼此熟悉，社会关系简单，民风淳朴。此外，其对外联系紧密依赖于村庄，村庄成为他们生活的基本舞台。因此，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关系密切。然而，进入城市后，陌生人社会呈现相对开放的特性。人们的生产生活从原有村庄“脱嵌”，重新“嵌入”新的城市社群，社会关系变得复杂，居住地点不再一目了然，人际交往减少，与社区干部的沟通也随之减少。在条件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的调查团队在各组长的要求和各指导员的带领、培养下，逐渐成长为一支调查铁军。所谓铁军，即意志坚定、不屈不挠。面对调查对象的误解甚至抵触，我们始终耐心沟通，不厌其烦地交流，积极与社区工作人员合作，最终圆满完成调查任务。最后，此次调查亦是一次跨学科的行动。团队成员涵盖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乃至文学等多个领域。他们在合作中相互学习，这对调查的顺利完成及后续研究提供了极大助益。

　　《中国社会科学报》：基于这些年的研究成果，您和团队提炼出哪些原创性理论？这些原创性理论在推动学科发展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隋福民：这项调研的价值首先在于我们能够构建一个横跨近百年的中国农户变迁数据库，这在国内外均属罕见。早在20世纪30年代，众多机构及学者如南京金陵大学卜凯等开展了大量调查，积累了宝贵资料。然而，这些调查未能持续，也没有延续至今。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一轮调查兴起，部分调查坚持不懈且规模不断扩大，但仍与近代数据脱节。相较之下，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自1929年启动，虽仅涵盖7个时间点，非逐年进行，却凭借我们的努力，成功建立了农户的纵向联系。此类数据对于深入微观分析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价值。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亟须实证基础，而我们的系列调查正可为此提供有力支撑。

　　当前，我们的原创性理论还没有最终确立，所以不敢说对学科有什么引领的作用。但我认为，对微观史资料的挖掘有益于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未来的经济史学科研究一定会更多地采取自然科学的工具，需建立在更大规模的资料和数据上。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实践中，如何持续发挥“第五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破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作用，肩负起社科学者资政建言的使命责任？

　　隋福民：当前，我们的保定调查还没有大规模开展。待保定所有调查结束后，我们就会进入到全面研究的状态。我们社科院的学者有这个责任，也需要担当这个责任，要按照“三项共识”的要求，服务好党和国家。在学术界，无论是历史研究领域，还是经济研究领域也好，都会有很多争论。因此，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不能把经济学当作一门仅有工具理性的冷冰冰的学问，而是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重，把马克思主义者的那种对人类命运走向关怀的大爱注入经济学的研究中。这也是我们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下功夫的地方。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作为一个历史性的调查，在这两方面都可以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