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逍（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各个民族共同推动“中国”认同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辽宋夏金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原政权对边疆民族政权的认同，也能体会到边疆民族政权和民众对自身华夏民族身份认同的本源相依以及从自在到自觉的实践。
“华夷一体”意识：
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的执政理念
“华夷一体”意识存在于辽宋夏金时期各个政权的执政理念之中。继承唐和五代而统治中原地区的宋朝，素以“正统”自居，视统治区为“中土”“中州”，并以取代后周政权而自誉“受周禅”“膺火德”。虽然有一定数量的宋人持有“内中国，外夷狄”的民族观念，强调“华夷之辨”以维护自身的正统性，当代文献中也有一些称契丹、党项、女真为“夷”“狄”“戎”“夷狄”“戎夷”等的记载，但辽夏金等边疆民族政权的崛起，不仅使宋人不得不接受“天下”分而治之的事实，而且接受了与边疆民族政权之间的兄弟、叔侄关系。在宋儒以天下之“合一”而非统治者的血统作为正统的基本标准下，实际上已经对边疆民族政权予以接受，认定辽宋夏金皆为华夏的一部分，把“华夷一体”意识根植于大江南北，广布于边疆草原。
与中原政权相对应，边疆民族政权如辽、西夏、金等也遵循“华夷一体”意识，全面联系统治区内的各个民族，实现区域稳定；处理与宋朝的关系，以求和睦相处，向往大一统的前景。文献中记载的各边疆民族几乎都主动视“炎黄”为先人。尽管这种做法有形式化的色彩，但本质上也是对当时人们观念和意识的反映，体现出当时人们对“华夷一体”意识的认同。这样的认同，没有比较坚实的社会基础，没有各个政权最高统治阶层观念上的一致性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边疆民族政权的统治者通过“祖述炎黄”建构了共同的历史记忆与祖先故事。
契丹属东胡族系，先人为鲜卑的可能性最大。然而，辽朝的契丹人或“称辽为轩辕后”“国家系轩辕黄帝之后”；或因北周鲜卑宇文氏言“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而自认为是“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的子孙，自称“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将自己系在了中华祖源的史脉之中。
西夏的建立者党项族是古羌人的后裔。西夏政权建立后，李元昊曾遣使上表宋朝，言其北魏拓跋之后，称“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历史上北魏鲜卑拓跋氏自称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释其姓“拓跋”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李元昊自称族出拓跋鲜卑，将自己的出身塑造为黄帝后人，强调了历史源流上接续的合理性。
继辽朝之后统治北方草原直达淮河流域的女真族，属于肃慎族系，建立政权后亦自称为黄帝之后，“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并欲“为黄帝立庙”，籍此作为政权正统性、合法性的权威象征。
应当指出，辽夏金当时在国力上皆为不逊于北宋、南宋的政权，他们将自己融入中华远祖的源流，显然是在树立自身的中华主人的身份、地位和权利，表明自己与中原人是同源的，在“天下”是平等的，无可厚非地能够担当实现“大一统”的重任。
儒学思想：
“华夷一体”意识的理论渊源
文化认同是夯实辽宋夏金时期“华夷一体”意识、边疆民族政权的“中国”认同的重要支撑。文化认同是在各个民族、地区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这种认同如果保持不断递进的状态，就会深入社会的各个方面，强化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
辽宋夏金时期，宋代承唐、五代之学，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不断推进。辽夏金各政权也都自然地吸纳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其中，儒学是最引人注目的。通过崇儒学、兴文教，疏通了不同民族、地区之间的交往，冲淡了束缚人们思想意识的华夷界限阻隔。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提出了区分华夏与四夷的主要标准。他将遵守周礼规范的古族称为华夏，不遵守周礼的周边古族称为蛮夷戎狄。同时也指出，华夏和四夷的身份并非一成不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后人将其总结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按照这一观点，“华夷一体”意识的核心就是文化认同。文化是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共存的，也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演进的。因此，无论是华夏还是周边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构成部分，在文化源流上是剪不断、分不开的。这种理念是不能与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的“华夷之辨”相提并论的。
正是有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积淀、久远不断、润物无声的影响，辽夏金都顺其自然地在统治区内纳入了儒学。辽朝建国之初，耶律阿保机认同了其长子耶律倍优先祭祀孔子的提议，并“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将儒学确立为治国安邦的主要思想，推行“尊孔崇儒”的国家文教政策。西夏崇宗李乾顺在位时，“建国学，置教授，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仁宗李仁孝执政时，“增至三千人，尊孔子以帝号，设科取士，又置太学、内学，选名儒训导”，建立以儒学为本的官学体系。金朝立国之初即“尊孔崇儒”。金太祖曾下诏：“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在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下，金朝建立了完整的官学体系。“自京师至于郡邑，莫不有学，使秀民得以讲道艺其中。”
在尊重儒家仪礼的基础上，统治北方地区的边疆民族树立了“华夷一体”的观念。辽道宗曾言：“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辽道宗以是否尊“礼法”、修“文物”作为区分华夷的依据，将契丹同样视为“中华”的组成部分，是受“华夷一体”意识影响的结果。
“中国”认同：
“华夷一体”意识的政治影响
辽宋夏金时期，以边疆民族为主体的王朝主张“华夷一体”，否认“华夷之辨”的观念，认为本民族及边疆各族与中原各族同祖、同宗，是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使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在内涵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向着“华夷一体”、多民族“中国”认同的方向前进。
在历史上，中原地区最初是作为汉人政权的统治区域而存在的，经世代传承，似乎已经具有天然的法理性，也因此产生了“华夷之辨”的概念。然而，随着边疆民族逐步进入王朝国家的传统统治区域并建立政权，或者占据中国古代北方半壁河山与中原政权对峙而存时，“中国”认同便成为其一统天下需要正视的问题。
10—13世纪，契丹、党项、女真等边疆民族先后进入汉人占多数的传统居住地区，建立政权，形成与中原王朝并立的局面。这些政权表现出对“中国”的高度认同，都以不同的方式称呼自己建立的政权为“中国”。
以契丹贵族为统治者建立的辽朝即以“中国”自居。辽朝初年，耶律阿保机曾以“佛非中国教”为由，否定了侍臣祭祀佛祖的提议，赞许了耶律倍提出的“孔子大圣，万世所尊”的观点，此举反映了辽朝以“中国”自居的立场。辽道宗时期，刘辉曾言，“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此处刘辉所言之“中国”就是辽朝，体现了契丹人的“中国”认同。
西夏政权的建立者李元昊自称为拓跋鲜卑的后裔，而拓跋鲜卑早已自称为“炎黄子孙”并改姓元氏，这表明他们具有“炎黄子孙”的思想观念。榆林窟第15窟前室东壁甬道口北壁上方，有墨书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五年的汉文题记，题记中有“愿惠聪等七人及供衣粮行婆真顺小名安和尚，婢行婆真善小名张你，婢行婆张听小名朱善子，并四方施主普皆命终于后世，不颠倒兑离地狱，速转生于中国”，史金波认为这一记载反映了当时西夏人的“中国”认同。
以女真贵族为统治者建立的金朝也以“中国”自居。金世宗时期，面对蒙古频繁南下侵扰北境，朝廷“欲发民穿深堑以御之”。对此，大臣李石和丞相纥石烈良弼皆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劝谏金世宗：“古筑长城备北，徒耗民力，无益于事。北俗无定居，出没不常，惟当以德柔之。若徒深堑，必当置戍，而塞北多风沙，曾未期年，堑已平矣。不可疲中国有用之力，为此无益。”此处“中国”正是金朝的自称，同样反映了女真人的“中国”认同。
可以看出，10—13世纪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中原王朝的专称，边疆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在追求建立“中国”时展现出高度的统一性。换言之，“中国”不仅指代汉人建立的王朝国家，也象征着中国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种新的认同也为后来元朝的建立和新的“大一统”格局的实现打下了思想基础。
综上，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需要针对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具体情况，依据史料做出多角度研究。正如中国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时代、地区有着动态的连贯性，中华民族全员都对中华民族历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需要用真实的历史清除历史虚无和民族虚无的不良影响，使中华民族向着美好的未来不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