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远舰
田野考古因艰苦的工作环境和长期的野外作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只有少数女性考古工作者参与其中。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田野考古的工作环境持续改善，投身田野考古的女性考古工作者逐年增加，传统的职业性别偏见也渐趋改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拥有全国最大的田野考古队伍，其中便有许多优秀的女性田野考古工作者。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内蒙古第二工作队队长汪盈，请她谈谈自己多年来田野考古工作的认识与感悟。
■2023年，“宋元时期民族交融的考古学研究与契丹辽文化国际研讨会”辽上京考古发掘工地现场考察（左五为汪盈）
结缘田野承师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汪盈老师，您好！通常，考古遗址都位于荒郊野外，发掘期一般都在数月，这使得考古发掘工作异常艰苦。很长一段时期，女性考古工作者都非常稀少。您能介绍一下自己是如何与田野考古结缘，并坚持至今的吗？
汪盈：与田野考古结缘，这得益于我的专业背景和三位人生导师的引导。2009年，我经过本、硕7年学习，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古代建筑专业毕业。我的硕士导师是李志荣老师。她带领我走进建筑考古，敦促和鼓舞我奔向田野，耳提面命地对我们强调中国古代建筑的地上遗存和地下遗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应该用考古学的方法去研究。
硕士毕业后，我如愿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研究室，主任是朱岩石老师。结合工作需要，朱老师安排我到汉唐室的多个都城考古队参加发掘工作，接受各位领队严格的田野训练。2016年，我考取博士，师从朱老师学习汉唐考古，是朱老师帮我量身选定了以田野考古实践为核心、探讨如何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遗迹的研究方向，也是朱老师使我明白一名学者在学术使命面前应该拥有的决心和担当。
■2023年，“城市考古开放工地高级研修班”辽上京考古发掘工地现场研讨（右二为汪盈）
2011年至今，我已在辽上京遗址度过了14年的田野岁月。我的队长董新林老师给予我肯定和信任，让我勇于在工作中承担责任、发挥作用、创新进取。他鼓励我发挥专业背景和特长，大力支持我在建筑遗迹发掘、测绘记录和保护展示的考古全过程中大胆创新与探索。如果没有这些实践中的尝试，我就不可能开展现在的研究方向。在这十几年的坚持中，我积累了宝贵的研究基础和田野经验，也因在田野中发现自己的进步和独特价值而对未来充满期待。
《中国社会科学报》：许多读者都对考古发掘感兴趣，却又对发掘过程中的具体工作无从了解。所以，想请您介绍一下考古发掘工作主要包含哪些方面，考古领队都要负责哪些具体工作。
汪盈：考古工作以古代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致力于还原古代社会的真实面貌与人类生活的具体图景。这就像是一场“透物见人”的侦探之旅，通过层层分析、抽丝剥茧，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考古发掘是考古工作的一个环节，也可以说是考古研究最独特、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内容包括：前期文献、地图、勘探等资料准备工作；在明确学术目标的前提下，规划设计在哪儿发掘、如何布方；进行地层和遗迹清理、遗物采集、测绘记录等具体的田野发掘工作；开展文物保护、取样分析等多学科研究工作；对出土遗物进行拼对修复，整理发掘资料，编写发表考古报告。
至于说考古领队要负责哪些工作，我的总结是事无巨细、做好“总指挥”和“总管家”。具体来说，考古领队工作包括全面了解发掘对象的特点和性质、明确学术目标、统筹发掘全局、把控发掘质量、解决技术难题、学术与科研攻坚、成果总结申报、对外协调与沟通、团队人员管理、财务管理、安全与后勤保障、文物库房管理，等等。无论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当考古领队肯定都用得上！
专注发掘重实绩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向读者简要介绍一下，辽上京遗址发掘工作已经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今年的发掘计划是如何安排的。
汪盈：辽上京遗址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2011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对辽上京遗址逐步开展有计划的考古工作。在以往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紧密围绕辽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学术目标，通过系统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在辽、金两代城内重要建筑的布局朝向、形制规模、性质功能及时代沿革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重要进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2022年，辽上京皇城南部“院落一”中殿JZ1发掘后全景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一是在遗址保护的前提下，穿透金代遗迹层，找到了辽上京宫城四面城墙的遗迹，确认了宫城的四至范围，填补了以往的学术空白。
二是皇城宫城城门、主要街道和宫城轴线建筑等几方面的考古发掘证明，辽上京皇城、宫城在辽代以东向为尊，显示出契丹游牧民族的特色。而皇城、宫城多重环套和中轴对称的布局，继承了中原农耕文明的传统。从都城规划上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三是辽上京皇城西山坡遗址为大规模东向的皇家寺院，整体格局为塔殿并列布局，塔基建筑规模庞大、建筑性质特殊、出土泥塑像保存完好，荣获201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四是经过考古发掘和整理研究，初步建立了辽上京出土遗迹遗物的年代序列，包括城门、殿址这样的建筑遗迹，也包括瓦当、陶瓷器标本等出土遗物，为下一步继续发掘与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五是皇城南部发现多组大型建筑基址，尤其一组南向大型院落，是首次在辽上京城内发现的南向主殿建筑，其院落规模和单体体量庞大，超过目前所见的宫殿建筑。该建筑可能与《辽史》所载的皇家寺院、孔庙、国子监、衙署等辽代重要建置相关。在发掘过程中对城市考古、建筑考古的方法和理念有所创新与突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全国六大考古发现）。
本年度，我们将继续在皇城南部区域开展考古发掘。除了建筑单体，重点关注院落、街道布局，进一步聚焦都城建筑性质与功能分区，实证契丹辽王朝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明格局中的重要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多年来，您一直在辽上京遗址参与发掘工作。您能谈谈这些年来考古工地上都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吗？尤其是近几年，考古工地上展现了哪些新风貌与新气象？
汪盈：自2011年辽上京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以来，我从参与到主持，亲历了辽上京遗址历年的考古发掘工作。这些年，考古工地确实发生了很多新变化。近年来，国家逐步重视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加大考古经费投入，强调遗址保护，关注人才培养。地方经济发展也为考古发掘工作提供了更全面的保障，大幅提高和改善了考古发掘工作环境。
随着考古发掘理念的不断更新，多学科合作不断发展，数字化技术逐渐普及，极大提高了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我们团队也一直坚持不懈地在田野发掘中创新进取、积极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自2017年开始，在国家文物局和考古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已连续9年代表考古所举办全国范围的城市考古高级研修班。该研修班是目前中国考古学界较为知名、影响力较广的高级研修班之一。9年来，培训班已为全国各地考古科研机构及高校培训业务骨干超过100人，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与学术声誉。我们团队在承担培训任务、积累教学管理经验的同时，实现教学相长，不断提升考古发掘与研究阐释水平，为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巾帼担当育英才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名成熟的女性考古工作者，您认为自己经历过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对于想致力于田野考古的年轻女性，您有何建议和忠告？
汪盈：作为女性考古工作者，我认为需要面对的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考古工作需要长期驻扎田野一线，与社会、家人对女性在子女教育、照顾家庭方面的高期待产生极大矛盾，所以，女性考古工作者必须在家庭和工作之间艰难地寻找平衡。另一个是对外协调沟通、体力和耐力的考验。在艰苦的一线野外工作中，考古工作者需要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应对酷暑严寒、高海拔等自然环境及工作强度的考验。身为领队，还需与各层级、各职业人员协调沟通，处理好多方复杂的关系，才能保障考古工作的顺利开展。
对于想致力于田野考古的年轻女性，我的建议和忠告是，首先，要保持热爱和好奇心。热爱是面对困难时坚持的动力，好奇心会驱使你不断积极探索和发现。其次，要提前储备知识技能。扎实掌握全面的考古理论知识和工作技能，发展一切以爱好为基础的特长，在考古工作中都会有用武之地。再次，要培养沟通协调能力，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女性也许恰好可以发挥在沟通方面的天然优势。最后，要注重体能训练，增强体质，提高心理素质和抗压抗挫能力，保持乐观和坚忍。考古发掘工作与成果的获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这一点也十分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遗址与自己的未来，您有哪些期待与展望？
汪盈：对于遗址，我坚持一切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都要以遗址为先的观点。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保护理念，注重遗址的整体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形成综合性的保护体系。同时，要重视文化传承与阐释宣传，加强考古成果的数字化展示和传播，利用实地体验、虚拟现实、文创产品等方式将考古成果融入日常生活，让人们更直观、更轻松地感受考古的魅力。
对于自己，一方面，我将继续探索“建筑考古”这个研究方向，这是考古学学科发展趋势所需，也饱含着老师们对我的期待和我自己的责任与理想。另一方面，我会更加关注我们的团队建设和考古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对于考古工作这样的基础学科，组建稳定的多元化、跨学科专业人才团队至关重要，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投入考古事业的广阔田野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