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日古德 青格力
八思巴字是我国历史上由元朝政府主导创制并推行的政治文化符号，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珍贵史料。2020年以来，在实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兴安岭地区遗存古代多文种摩崖题记调查与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古代多文种碑刻铭文相关项目的过程中，我们有一系列新发现，打破了八思巴字文献长期无新资料出土的沉寂局面。
在国内新发现的25种八思巴字文献中，有5则塔壁题记、16则摩崖题记遗迹和4通石刻碑文。这些新发现不仅丰富了八思巴字文献实物资料，也推动了相关认识的突破。
第一，关于八思巴字创制过程的再认识。对八思巴字创制过程的历史考察研究发现，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创造新文字后，国师八思巴在同年迅速完成任务，并以宪宗四年（1254）忽必烈给西藏地方的《优礼僧人诏书》为范本，将其译写成八思巴字蒙古文呈献给忽必烈。中统五年（1264），八思巴返藏，至至元六年（1269）正式颁布八思巴字前夕才回到大都。显然，这里出现中统元年至至元六年近8年间八思巴字相关记载的空白。从八思巴字“译写一切语言”的特殊功能角度考虑，这一阶段应是初定蒙古语音写原则之后，提炼其他语言音写规则的重要时期，而且其他语言的音写原则是在八思巴不在场的情况下确定的。对已有文物和文献资料进行再考察发现，目前留存于世的《八思巴大宝吉祥》《国师之印》《白兰王印》等八思巴字印文，极有可能就是这一阶段的产物。这一发现对于八思巴字创制初期研究，尤其对其音写多语言规则形成过程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新发现的八思巴字塔壁题记是目前出土的最早八思巴字文献。在既往发现的年代确切的八思巴字文献中，至元十二年（1275）的《龙门建极宫碑》曾被视作八思巴字汉文资料的最早实例，同一石碑背面所刻至元十三年（1276）的《安西王令旨》则是已知最早的八思巴字蒙古文资料。然而，在对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白塔）题记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发现一则书写风格十分成熟的至元八年（1271）的八思巴字汉文游人题记。这一发现将现存八思巴字文献记录的年代向前推进了四年。而且，该文献的发现位置在阴山脚下，属于汪古部辖区，处于元代中原通往北方及西北的交通要道，因此在历史地理、行政区域、文书类型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此外，该塔塔壁上还新发现了《泰定叁年八思巴字与汉文合璧题记》《八思巴汉文游人题记》《八思巴蒙古文猪年题记》《八思巴蒙古文“腾格里”字题记》等游人题记，文献类型在八思巴字文献中十分罕见。值得一提的是，塔内还同时存有汉文、契丹文、女真文、回鹘文、回鹘式蒙古文、波斯文、叙利亚文、梵文、藏文等极为罕见的多种文字遗迹。这些多语种文字在时空维度上交相辉映，生动展现了历史上不同民族文明的交流与融合轨迹，是研究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珍贵宝藏。
第三，新发现的八思巴字摩崖题记再现了元代政治文化传播与交流情况。我们在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扎鲁特旗、巴林左旗、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和科尔沁右翼中旗以及蒙古国东部地区发现的大量古代墨书题记中，八思巴字题记共有二十余则。这些题记音写蒙古文和汉文，内容、题材丰富多样，涉及帝王圣旨、文书、游记等多种类型。尽管多数已漫漶不清，但依然能够呈现八思巴文在该地区的传播过程以及通过官方文书传递的轨迹。在新发现的摩崖题记中，常常出现同一空间内有4到5种文字题记并存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社会多种语言并用、多元文化共生的景象。其中一些题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如克什克腾旗义合成发现的忽必烈之女囊家真公主八思巴字令旨，与一同发现的汉文、回鹘式蒙古文题记相互印证，内容与元初弘吉剌部内部社会组织以及北部动荡局势有关，反映了西拉木伦河上游古道在军事和政治事件中的重要作用。新发现的摩崖题记中还存在回鹘式蒙古文与八思巴字蒙古文两种文字合璧题记，这说明两者长期处于并行状态。官方文书的书写以八思巴字为主，但在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应用中，回鹘式蒙古文的使用频率远超八思巴字蒙古文，占据主导地位。
第四，新发现的八思巴字石刻碑文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实物史料。我们在陕西岐山县资福宫发现2通元仁宗时期的八思巴字蒙古文与汉文合璧圣旨残碑，在陕西合阳县发现八思巴字蒙古文《安西王令旨》碑。这些新发现为探究元朝在京兆地区的道教政策、深入研究安西王对其辖区的治理模式，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新史料。此外，我们对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收藏的《也里帖木儿先祖茔》八思巴文残碑进行碑刻缀合与复原研究，证实该碑所刻的是元统二年（1334）至至正十一年（1351）间，元朝廷宣敕晋封大宁路达鲁花赤也里帖木儿家族的4道八思巴字音写汉文圣旨文书。在存世的同类型文献中，仅有《也里帖木儿先祖茔》八思巴文残碑以碑刻形式留存，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第五，八思巴字母表的发现为八思巴字语音体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克什克腾旗义合成发现的八思巴字字母表属于重要发现。依据其旁汉文题记纪年，该字母表写于至元十五年（1278）左右，反映了八思巴字初创时期的字母形态和性质。这一资料不仅有助于重新审视八思巴字的音值体系，更为深入对比研究郑杓《衍极》、盛熙明《法书考》、陶宗仪《书史会要》等典籍中记载的字母表提供了重要参照，弥补了八思巴字母早期形态关键资料的缺失。对比以往八思巴字音写汉文所依据的音韵系统研究，新资料呈现出多元的语音音系特征。例如，呼和浩特华严经白塔题记中，一些特殊拼写以及汉蒙混合拼写法均与以往的蒙汉音写原则认知不同。再如，《也里帖木儿先祖茔》碑文中，中古疑母字保留?誽声母，与《蒙古字韵》音系一致，却异于《中原音韵》；M韵尾的保留与《蒙古字韵》《中原音韵》音系相同；端团韵符合《蒙古字韵》音系，而“打”字读音则与《中原音韵》相符。这些复杂且独特的音韵特征，为深入研究八思巴字音写汉文的音韵规律、对比元代不同音韵体系间差异，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
作为元世祖忽必烈钦定的元代“国字”，八思巴字“译写一切文字”，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发展进程的有力见证。随着元王朝灭亡，八思巴字的历史使命也随之终结。现存于世的百余件八思巴字文物文献，还不足以还原其历史全貌与发展脉络，稀少的遗存使相关研究成为“冷门绝学”。如今，八思巴字塔壁题记、摩崖题记以及碑刻铭文等新资料的发现，使学术界信心倍增，也再次凸显出实地调研对于相关研究的必要性。
（作者单位：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