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各少数民族在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且在不同历史阶段都留下了多种文字书写的民族文献，不仅为我国的语言文化宝库增添了重要内容，更是我国特有的文化遗产。通过保护、抢救、搜集、整理、翻译、研究民族古籍，最大程度地对其进行保护传承，有助于全面展现和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丰富的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培养民族自豪感。
中原经典传译推动文化交融
文献资料表明，中原传统文化呈放射状逐步拓展延伸到边疆地区。在敦煌、吐鲁番等地，有大量的《千字文》《周易》《开蒙要训》《论语》等写本、抄本，亦不乏以多语种文字译写传抄，或是整部、整篇，抑或是节选节译。此外，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察合台文、蒙古文等文献中，亦有大量的世俗契约文书，其风格与汉文文书一致。例如，起首的年月日、整体行文固定格式等。值得一提处，古汉文书籍没有句读，词与词间亦不分开，而大量的汉源经典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在西北边陲广传，这完全依靠译者或读者的汉语水平及语言认知，足可见汉语、汉文及其承载的华夏文化乃是边疆民族学习、借鉴的主要对象，而所谓的“汉化”“东风西渐”等，皆是中华民族内部文化的交流互动及融合升华。
存在大量语言互嵌现象
敦煌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存有大量回鹘文中夹写汉字的现象。其中以Or.8212（108）号写本第34a页的《俱舍论颂疏》尤为代表，在短短13行的内容里，竟夹写了127个汉字，并与回鹘文完全相融，且无须任何注释。通过这些夹写的汉字及其句中的语法结构变化、词缀的灵活搭配等可见，汉语对于回鹘语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只是作者，读者若要读懂，首先亦须理解这些汉字，方能从语义层面理解该文；又如《说心性经》中，“心”字作为其核心要素之一，通篇出现汉字“心”计有132个，更是反映出汉字在回鹘僧众中的重要性。
除了文字以外，汉语对回鹘语的语音、词汇及句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早期的碑铭文献中有19个辅音，而在回鹘文文献时期，则增加了/v/、/x/、/z/三个辅音。这三个辅音通常用于汉语借词中，如“封”“番”等。其次，汉语对回鹘语词汇系统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存世回鹘文文献主要以佛教文献为主，兼有世俗文书、文学等，其中存在大量汉语借词。这些借词除宗教词汇外，如
等，还包括一些日常词汇，如
等，甚至还有元代特有的敦煌俗字，如
，即“菩萨”，系敦煌文书中常见的“合文”。此外，亦不乏与职官称谓等有关的，如tutuq“都督”、
、
“博士”等。这充分体现了回鹘地区对于中央王朝的仿习及中原文化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向心力。
汉史典籍中民族文化兼收并蓄
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上，曾先后有许多民族登上过历史舞台，并经过漫长的分化与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56个民族。秦汉以来，随着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概念逐步形成，同时伴随着秦朝的“车同轨，书同文”，汉朝的“互市”等，极大地促进了中原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发展；中原王朝史家们亦开始重视边疆民族史志的撰述，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等，皆可谓颇有成就的早期通史或断代史史书，其中均有边疆民族史志的记述，亦不乏用汉字记民族语音，为了解中古汉语的音韵及还原古代民族语都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价值。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有回鹘、蒙古族、满族等一些少数民族创造了本民族文字，并留下了丰富的古籍文献，对研究各民族历史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近来又有学者对其中的专门史进行了析出与疏证，如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广泛收集和利用有关回纥历史的原始材料及参考文献，可谓是为研究唐代回纥、回鹘史的学者们提供了一部完整客观的资料。这不仅是我国古籍整理中的基础性工作，亦是一件对于回纥史进行学术考究的工作。又如陈世明等编著的《二十四史西域史料辑注》，将史籍中有关西域资料辑录出来，并进行校注。其时间跨度之长，上起夏商周三代，下迄明朝；其所涉内容之广，凡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民族、民族往来、风土人情有关的，以及中央王朝与西域地方政权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和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具体措施等内容有关的片段、篇章，皆汇集其中，并加以相关考订注释。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这一套资料汇编，对于研究西域史事半功倍。
多语种合璧形成文化认同
公元9世纪中叶，西迁新疆建立高昌回鹘王国的回鹘人开始广泛使用以粟特文字母为基础创制的回鹘文，成为当时新疆、中亚地区通行的文字。至15—16世纪，回鹘文逐渐被察合台文取代，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迄今为止，传世的回鹘文文献种类多样、内容广泛，既有元代汉文和回鹘文合璧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元代六体文《居庸关石刻》等碑刻、石刻文献，又有明代汉文和回鹘文对照的《高昌馆课》等公文集，以及回鹘文契约文献、回鹘文医学文献留存于世。这些文献是研究回鹘社会文化、回鹘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珍贵材料。蒙古文字是借用回鹘文字母创制的拼音文字，元明时期（13—17世纪初期）的蒙古文字在其字符、笔画、书写规则上与回鹘文字非常相似，可称为“回鹘式蒙古文”。元明两朝多用于官厅文书、牌符及各类碑文的撰写，并遗留下《孝经》等少量元代译刻本残页，以及明代蒙古文和汉文合璧的《华夷译语》等分类词汇书。其中，《华夷译语》是明代汉人学习蒙古语言文字而编的工具书，是汉蒙两族文化交流之有力证明。元代另一种官方文字乃为参照藏文和梵文字母创制的八思巴蒙古字，以此拼写蒙古语、汉语、回鹘语、藏语、梵语等多种语言，试图达到“译写一切文字”的目的。传世的八思巴文献种类多样，主要有诏书、玉册、宣敕、禁约榜、牌符、印章、碑刻、墨书、题记、花押、钱币以及少量的图书和部分写本文献残页、残片等。其中，拼写汉语的八思巴蒙古字文献资料数量可观，是研究元代汉语音韵的必要资料。元亡以后，八思巴蒙古字逐渐被废弃。但在元代西藏，一种仿照八思巴蒙古字字形，并专门记录藏语的八思巴蒙古字变形体一直沿用至近代，在清代一些蒙旗札萨克衙门蒙古文档案、寺院蒙古文档案文书中还可以找见此种衍生于八思巴蒙古字的变形体文字钤印，是研究藏文演化史、民族文化交流史的宝贵史料。近年来，大量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汉、蒙、满、藏文等多语种档案文献陆续得以整理出版，且基于档案文献的新研究成果亦不断涌现，继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族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繁荣发展，亦是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走深走实的史料支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回鹘文《八阳经》整理及图文语料库建设”（24VJXG063）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