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跃斌（世界历史研究所）
今年是日本战败投降80周年。80年来，日本社会的历史认识呈现出的演变轨迹，反映了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动，也折射出精英阶层、知识阶层对战争的复杂心态。历史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日本未来的发展走向，不能不受到中国的高度关注。
“新历史认识”的奠基和发展
5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报》发表《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强调：“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把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的正义性质、历史价值、时代意义不可撼动！”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甲级战犯。法庭最后认定，甲级战犯为了获得特定地域的军事、政治、经济统治，共同谋划侵略战争，犯下了反和平罪、反人类罪等严重罪行。
东京审判将迥异于军国主义、侵略主义的历史认识注入日本社会。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新的历史认识的出发点，也是战后近代史研究的出发点。其所宣扬的和平、正义、民主、人道等理念体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的共同意志，也具体体现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精神。
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战后的复兴，“天皇制法西斯论”极大地影响了战后日本的近代史研究和历史教育。该论点强调天皇制与法西斯主义的结合和转化，主张绝对主义天皇制发挥了作为垄断资本的反动独裁的法西斯主义的机能和作用。该观点强调统治阶级整体的战争责任，从而在东京审判的历史认识基础上有所发展。东京审判认为，日本的统治阶层分为极端军国主义者和稳健的政治领导人，二者的对抗及后者的失败最终开辟了走上太平洋战争的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昭和史》一书强调：“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军部、元老重臣、政党、财界、官僚之间的对立，乃是‘一时的、部分的、相对的、战术的’，统治阶级最终一体推进日本的法西斯化和对外侵略战争。”鲜明的立场、有力的论证，体现了学术上的重大进步。
“十五年战争”论则标志着学界在认识上的又一次跃升。1956年，日本学者鹤见俊辅首次提出“十五年战争”的观点。所谓“十五年战争”，强调日本对中国、对亚洲的十五年战争，强调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责任；其深刻揭示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争的连续性，揭示了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作用和贡献。“十五年战争”观点标志着日本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众多日本进步史学家接受并阐发了这一观点。
20世纪80年代，日本近代史研究更加重视实证研究。其中，继承“天皇制法西斯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系谱的研究者，致力于研究、分析、探讨战前日本的侵略性，尤其是侵略亚洲的具体的侧面，这令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毒气战、从军慰安妇等方面的研究空前活跃。
对“新历史认识”的质疑和解构
对于上述“新历史认识”，一直存在着或明或暗的反对声音，一些学者从不同侧面进行的解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
其一是否定日本统治集团的“整体性”。所谓的“海军史观”淡化甚至否认海军的战争责任，强调海军军人和作为组织的海军的“自由主义、合理主义”特质，而认为陆军才是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所谓的“宫中集团史观”则高度评价天皇及宫中集团的思想和行动，认为其是与陆海军强硬派不同的具有贵族性质的“自由主义”派系，力图以他们为中心重新描述日本侵略战争的面貌。该史观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随着1989年1月昭和天皇的死去而达到高潮。
其二是否定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日本学界曾经就“法西斯主义”有过长期的争论。伊藤隆否认“法西斯主义”概念本身。井上寿一现在依然在论证日本没有法西斯主义。其论据是：日本没有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日本不存在军部独裁，因为军人内阁短命而不连续；日本天皇不亲政，天皇大权由国家机关代行。他的结论是，“日本不是法西斯国家，而是帝国宪法体制走向崩溃的国家”。类似言论刻意回避法西斯的本质，以日本的特殊性来否定共通性。
其三是否定日本侵略战争的“连贯性”。针对“十五年战争”史观，有学者认为日本从“满洲事变”到战败的历史，并非一条直线式的发展，也不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连锁反应（即因为发生了“满洲事变”，所以发生了中国事变，因为发生了中国事变，所以发生了“大东亚战争”），而是在过程中的某个节点可能发生逆转的历史。他们强调九一八事变之后的间歇期，正面论述日本外交追求所谓的“稳定性”，从而试图将战争责任归之于中国。
其四是否定日本侵略战争的“计划性”。关于卢沟桥事变后的历史进程，有日本学者经过所谓的“实证”后认为：“相互理解的缺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判断失误和预料不到的后果，形势在紧张和缓和之间反复，变得越来越严峻。随着新的冲突发生，就增加了新的解决条件，双方达成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双方都没有明确的战争目的和终结构想。”这种研究是有着强烈目的性和先入之见的“实证”，违背了科学研究的精神。卢沟桥事变之发生，是日本军队侵略政策的产物；卢沟桥事变之扩大，是日本军队刻意扩大侵略的产物。
这些形形色色的解构，不断侵蚀和破坏着“新历史认识”的根基，同时也为“旧历史认识”的卷土重来创造条件。
“旧历史认识”的复活及变化
“旧历史认识”的代表就是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论”，其发端于日本疯狂扩大侵略战争的时期。1941年12月12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爆发4日后，东条英机内阁决定将1937年7月7日之后的战争命名为“大东亚战争”，强调其所谓的“自存自卫”“解放亚洲”“大东亚建设”的目的，为其罪恶的行径涂脂抹粉。这成为战后各种右翼史观的根据和源头。
战后初期，“大东亚战争”一词被占领军禁止使用，而代之以“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一词反映了美国的立场和视点，凸显出其在对日作战中的地位和贡献。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民族主义的高涨，日本作家林房雄在《中央公论》1963年9月号开始连载《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文，重拾战前论调，强调近代以来日本对欧美列强侵略的“反抗”，以及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亚洲的独立”。其还提出了所谓的“东亚100年战争”的概念，认为从佩里来航到日本战败，日本一直对侵略亚洲的白人势力进行抵抗和反击。这表明，旧的历史认识依然具有自己的社会土壤，因而一直顽固地潜藏在日本社会中间，稍有风吹草动就死灰复燃，兴风作浪。
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大东亚战争论”开始招摇过市。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讲话，对侵略战争深刻反省。针对村山富市谈话，一些自民党议员成立了“历史研究委员会”，并挑衅性地于1995年8月15日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大肆鼓吹“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自存自卫战争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此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衍生出许多变种，并成为一时的风潮。例如“东京裁判史观”“美英同罪史观”“自卫战争史观”“解放战争史观”等。与正面肯定侵略战争的历史认识不同，这些议论质疑主张战争加害性、侵略性一方的正当性依据何在，致力于寻找反驳的细枝末叶。另外，所谓的“自虐史观”“暗黑史观”“战胜者史观”等完全不是基于历史事实、而是借助于民族主义情绪而提出来的谬论。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堂而皇之地使用“大东亚战争”的概念，甚至不惜摆出一副无赖的嘴脸：“我特意用‘大东亚战争’一词，并非是因为对‘大东亚战争’的理念有共鸣，而是因为其一这是当时政府的用法，其二是战场上的士兵认为自己是在为‘大东亚战争’而战斗，而绝不是为‘太平洋战争’而战斗。我不要求别人使用‘大东亚战争’的称呼，但很反感别人要求我‘不要用大东亚战争一词’。”言辞之中，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只有莫名其妙的傲慢和失去理智的情绪。
可以说，“旧历史认识”正以各种形式腐蚀着日本社会的风气，毒化着东亚世界的氛围。战后日本历史认识的演变表明，“新历史认识”在日本社会扎根，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中，美国所发挥的负面作用引人深思。战后初期，美国为了利用天皇，豁免其战争责任；还与731部队领导人达成交易，免除了其罪责。这是对盟国的背叛，也是对公平正义的伤害。战后，美国对日本右翼的纵容、教唆和利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旧历史认识”大开方便之门。正是美国以其赤裸裸的霸权主义、侵略主义、干涉主义等行为，带头否定了二战成果中的正义、和平、民主、平等等价值观，这不可能不伤害日本民众对这些价值观的朴素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