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第二届“中国经济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此次会议的主题为“明清—近代中国的市场、财政与金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李雪松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经济史学科是经济研究所历史最为悠久的学科之一。近年来，经济研究所围绕党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三大定位”要求，努力将学科建设推向新高度。经济研究所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希望此次会议不仅是一场思想交锋与智慧碰撞的学术盛宴，更是一次鉴往知来、向史而新的求索之旅，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贡献中国经济史学人的力量。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多角度分析中国传统市场
结合明清时期江南、西南等不同地域的商业讼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邱澎生认为，随着明清时期传统市场走向繁荣，虽然国家并未发布成文的商业法典，但地方政府已推出各类例案、命令和裁决的法律合辑，将“人情”中的商业习惯转化为地方政府依据“律例”办理的商业管理制度。
中山大学教授黄国信从政府管理产权的设想和实践，以及国家对米、布、盐、铜等行业的微观管制政策两方面入手，揭示清代“赋权型市场”市场的本质，认为政府的市场管理制度造成了传统中国初级市场的发达和高级市场发展的滞后。
厦门大学副教授李嘉楠尝试以分工而非价格为核心指标考察传统市场中的长距离贸易与市场整合。他提出，传统商路网络显著地促进了区域分工，且跨越经济巨区的商路而非经济巨区内部的中心—边缘结构是促进分工的主要因素，这表明西方理论低估了中国传统市场的表现。
中山大学教授滨下武志以19世纪后半叶的镇江与九江为例，系统探讨了口岸与内地地方市场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以海关资料为基础的口岸与内地地方市场、口岸城市与腹地关系研究的深化，将重塑传统以方志资料为核心的地方市场研究。
从金融看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探索
通过分析中资银行数目、资本额、存款额、纸钞发行额、贷款总额、市场利率等多项指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贺力平提出，1934—1935年的中国并未发生常规意义上的银行危机，1935年政府对银行注资的主要目的在于推行大银行国有化。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兰日旭认为，受近代中国内外环境恶劣、正式制度缺失、机会主义横行等因素影响，华资银行面临部分银行强势崛起与整体“高设立—高倒闭”怪圈并存的双重局面。银行公会的设立及其网络的形成，为近代中国银行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熊昌锟以金融工具的运用与效率为核心视角，考察了近代中国的财政能力与制度转型。他认为，自晚清始，政府通过一系列金融工具分化国家债务，增强了财政的弹性和收缩性。而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也在试图建立现代金融—财政制度，但制度转型的道路充满曲折。
聚焦明清—近代中国财政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平关注明清中国货币与财政关系的作用机制及其效应问题。他认为，转型期传统中国存在多元复合货币结构与信用货币缺位的情形，成为近代转型的根本障碍。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魏文享就“近代财税变革与现代国家建构的财政逻辑”话题进行探讨，将国家能力、社会整合、民生经济三方面作为分析现代国家建构的三个支点，从中国近代财政和税收入手讨论现代国家建构的进步与失败。
武汉大学教授彭凯翔重点探讨明清时期在政治权力集中的情形下，经济权力的重整通过何种方式走向制度化，以及走向何种形态的制度化的问题。他谈到，明清时期经济空间格局的革命性变化，引致市场类组织的兴起，长距离流通的重新组织导致了经济权力的转移与重整。
通过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革命根据地的酿酒市场管理与粮食价格调控，厦门大学教授张侃认为，山东革命根据地酒类的专酿专卖政策具有较为深刻的制度内涵，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实现了政府对粮食市场的调控和行之有效的战时财政政策，形成了此后晋冀鲁豫边区等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成立后酒类专卖制度的基础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超群作总结发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
（王嘉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