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大同讯 9月19—21日，中国民族语言学会语言类型学专业委员会第八届学术年会在山西大同大学举办。

　　山西大同大学副校长史水鸿简要介绍了山西大同大学的办学历史与特色，表示期待通过学术交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民族语言学会语言类型学专业委员会主任黄成龙表示，语言类型学研究语言共性与差异，对语言结构、语义系统、文化关联进行深度解读，为“文化认同构建”“从语言类型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关键议题提供科学支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纽带”。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院长、云冈学学院院长张忠堂主持开幕式。中央民族大学荣誉资深教授戴庆厦，中国民族语言学会语言类型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原所长刘丹青，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黄树先，南开大学教授冉启斌等学者作大会主旨发言。

　　戴庆厦认为，景颇语构词受语言类型制约，复合词占优势，派生词具有独特性；构词过程受韵律强烈制约，包括元音和谐、双音节化等手段；构词中的实词素虚化，扩大了构词功能，构成大量半实半虚语素。景颇语构词特点的形成和演变，在总体上受分析性属性及其转型特点的制约。

　　刘丹青从库藏类型学与显赫范畴视角出发，研究汉语多个方言情态词的显赫性如何影响其拓展路径，即由不同的动力情态词向道义情态和认识情态扩展。他说，通过几大方言的比较可以看出，动力情态在不同方言中由不同次范畴获得显赫范畴地位，如东北方言“能”、晋语“敢”、闽语“会”等。显赫范畴的情态词具有跨越动力、道义、认识三类情态的强大功能。

　　黄树先提出，比较同源词义研究是语义类型学的进一步发展，应在语义类型学的指导下，对有亲属关系的词语的语义进行比较。表示人的“夷”和表示尸体、死亡的“尸”，音义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在早期文献里常常混用。梳理材料证明表示人与死亡的概念，在语言里可以共用一个词语。

　　冉启斌从“我”“你”“他/她”三个人称代词的形式分化角度进行较大规模的跨语言考察，发现人称代词的不同形式反映了人类的自我—他人分化的意识，体现出一条更高的“自我优先原则”。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何彦诚通过跨语言比较发现，侗台语中的第三人称代词来源于指人名词或类别词，有的还衍生出指示词用法，其演变路径是“名词＞类别词＞第三人称代词＞远指指示词”，其语法化的认知机制是转喻。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余金枝认为，东南亚苗语的分化有两个历史层次：第一层次是赫蒙亚支系分化直至迁出中国之前；第二层次是迁出中国之后，与所在国的主体民族语言或相邻地区的强势语言接触，或保留了源自古苗语的特征，或产生了与主体民族语言或区域强势语言趋同的区域创新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李云兵通过调查发现，威宁苗语既有大称范畴也有小称范畴，大小称范畴的表达既有词汇手段也有形态手段。对动物、植物、事物的大与小的判断基于客观的主观判断，在形态层面属评价性形态。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大勤研究发现，藏语支语言亲属称谓中具有区别性价值的语义特征有五套，但在不同语言或方言中有着不完全相同的表现，导致该语支语言或方言在亲属称谓表达上呈现较为复杂的变异现象。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燕海雄立足藏缅语的共时类型与历时演变，试图重构藏缅语声母的原始样貌，并循此脉络勾勒其从古到今的发展路径。他认为，原始藏缅语既有单辅音声母，又有复辅音声母，没有零声母。原始藏缅语虽有单辅音声母，但它在音节系统中所占比例远低于现代藏缅语，呈现出“由弱趋强”的历时演进轨迹。

　　中南大学副教授龙丹从类型学的视角探讨“根”在物理相似性和心理相似性方面的词义引申路径。她说，在跨语言演变中，“根”常引申为“物体的基部”“词根”“子孙”等义，部分语言还发展出独特含义（如塞尔维亚语的“血管”、英语的“支持”、汉语的佛学义）。这些演变既体现普遍性，又反映民族文化特性，形成“部分代整体”或隐喻延伸等模式，展示出语言与认知的深层关联。

　　山东大学教授庄会彬结合以往关于东亚语言声调发生原因的探讨，重新审视其声调来源问题。他认为，东亚语言的声调发生是音节结构简化和音系简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考察声调发生时，也需纳入音高/重音、语言接触等因素。他以回辉语为案例作了说明。

　　会议设置了10个小组展开专题研讨，涉及汉藏、阿尔泰、南亚、印欧等语系的多种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研究内容涵盖传统文献、语音类型、形态句法、词汇/语义类型、语义演变、语言接触、语言比较、语言对比、民族文化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多个领域。

　　本届学术年会由中国民族语言学会语言类型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云冈学学院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羌学研究中心协办。

　　（马王储 娜琳 张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