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讯 3月23日下午，“中国社会经济史系列讲座第10讲”在京举行。讲座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倪玉平主讲，题目为“试论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经济”。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朱浒代表研究所为倪玉平颁发“古代经济史研究室特聘研究员”聘书。

　　倪玉平表示，在时间上，19世纪上半期大致对应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上接康乾盛世、下启晚清历程，以往以“嘉道中衰”的政治史研究居多，在经济史领域则有经济水平较低的“萧条”论与区域经济持续发展论的明显分歧。他认为，19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经济仍沿着固有的惯性前进，取得了不小成就，体现了传统经济的韧性和活力，在人口、土地、农业、边疆开发、商业、财政等多个层面达到新高度。人口上，从乾隆六十年（1795）的3亿人口至道光二十年（1840）超过4亿，快速增长了30%。土地上，以山地垦殖和河湖滩涂垦殖为代表的耕地面积进一步增长，由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76003949万顷到嘉庆十七年（1812）的79215440万顷，增长30%左右。农业上，积极推广来自美洲的玉米、番薯、土豆等高产作物；对传统农作物进行育种改良；提高复种指数，发展多熟制的耕种方式；棉花、茶叶、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得到广泛重视，面积和产量有显著提升，产值从清初的2.29亿两到1850年达6.91亿两，增长约2倍。边疆开发上，嘉庆、道光皇帝均做出过移民的具体实践，在东北、西藏、青海、贵州、广西等地开垦耕地提高粮食产量、发展多民族经济等。商业上，粮食、手工业产品、经济作物为主的国内商品流通量极大，进出口贸易除粤海关以外还有其他地方的进口通商，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出超地位。区域经济上，清代区域经济逐步成型，以四川、湖北、湖南为代表的长江中上游、长江中下游、运河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等地经济繁荣，统一市场形成，沿海与内河运输的总运力不下四五百万吨；道光四年创立的“日昇昌”票号成为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加速了金融市场的繁荣。财政上，嘉道时期的财政虽面临量入为出的制度约束和因物价、通胀等因素带来的支出增长压力，但总体上保持动态平衡，只是库储银有较大的减少，可视为“有量变而无质变”的过渡阶段。总之，19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并非“萧条”而是持续发展，只是参照物发生了变化。相较于西方的突飞猛进，中国的发展显得相对迟缓，但增长速度仍略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不能用政治层面的评价抹杀经济层面的成就。

　　古代史研究所古代经济史研究室负责人张国旺认为，讲座富有启发性，引发我们对评价某一时期总体经济的思考，需要注重平衡总体与区域、局部的关系，避免单一维度的判断。古代史研究所古代社会史研究室主任邱源媛表示，讲座体现了如何进入研究课题的重要性、兼顾微观与宏观的方法论，其中“参照物变化”的观点十分关键，西方史学界“盛清”与国内“康乾盛世”评价视角的差异性同样值得重视。

　　所内学者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师生聆听了讲座，并就古代政治与经济的叙述体系、西方中心观、嘉道时期的时人评价、财赋分配、货币金融、地方治理、自然灾害、人口政策、漕运水利、经济组织等内容，与倪玉平进行了交流。

　　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隋唐宋元史”主办，古代史研究所古代经济史研究室、古代社会史研究室、元史研究室、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心承办。

　　（吴姚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