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涛（近代史研究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要议题，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史为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中国史学界有责任也有自信，对这个新课题进行自主性的深入研究，作出具有原创性的科学阐释。
基于这种驱动力，我们组织编写了《中国历代国家治理研究丛书》，首批推出4本，分别是《民本与民生》《治官与治国》《中央与地方》《基层治理》，都是关乎治乱兴衰的重大问题。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何处理好与百姓的关系、怎样关注民众的生存与生计，是治国理政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民惟邦本”“为政以德”“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理念，构成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调。历代在制度设计上有何举措，具体效果如何？这是《民本与民生》一书所要探讨的问题。
吏治是否清明，直接关乎王朝的兴衰存亡。《治官与治国》一书着重考察古代治官与治国之间的关系，其核心观点认为：选官是治国的前提，任官是治国的关键，治官是治国的保障。
秦朝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在“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大一统思想支配下，历代为维护大一统局面，是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这是《中央与地方》一书着重探讨的问题。
“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在中国古代，基层治理实际上是乡村治理，是基础性的、涉及全局的大事，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围绕基层治理，中国古代是如何认识的？在制度设计和具体实施上是怎么做的？这是《基层治理》一书重点考察的问题。
我们起始就达成共识：新课题必须讲新话，努力体现学术创新，努力承载思想性。关于具体研究和写作，我们明确了以下几个原则和要求：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制度变迁为主线，要跳出旧框，既不能写成专题思想史，也不能写成典章制度史，在内容上要有所取舍，不求面面俱到，但求写出重点、亮点、特点；做到史论结合；树立大历史观，把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结合起来，进行长时段、贯通式研究；把握好分寸，不说过头话，说到底，研究中国古代治理体系不是为了颂古、复古，而是致力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旨在搞好今天的建设。本丛书多数作者原先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此次则是进行横贯几千年的专题研究，体现了我们打破学术壁垒、促进学科融合的努力。
这套丛书的第二辑将推出7本专著，涉及行政与监督、灾害治理、环境治理、水利治理等，目前正在组织编写中。
通过研究，我们将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概括为：在行政体制上以实行中央集权制为主体，在治理理念上崇尚“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局面，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儒学为正统和主脉，在制度建设上重视顺应时势、革故鼎新。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治国安邦之实践世所罕见：一是治理难度之大世所罕见，二是治理经验之丰富世所罕见，三是治理成就之大世所罕见。我们的一个总体结论是：中国古代有吏治腐败、民变蜂起、社会动荡，也有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海晏河清，其发展曲折起伏，有进有退，总的趋势是不断发展进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在制度建设上多有建树，催生出璀璨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与治理上的成熟性显然是分不开的。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实践为今天的新探索新实践提供了一些有益借鉴和启示。譬如，我国从秦朝开始确立中央集权制，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形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管理体制，确立和维护中央权威成为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央有权威，便于形成举国体制，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能力强，从而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今天，维护中央权威依然是基于国情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上，中国共产党人既承接传统又锐意创新：党是领导核心，总揽全局、协调四方，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新中国制度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和突出优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有机统一的；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既有集中又有民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与坚持民主集中制是高度一致的，从而真正超越历史局限，开创了新历史。
总之，研究中国历史、中国问题，必须以我为主，牢固树立学术自信，在科学研究基础上致力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