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日本战败投降70周年，各方期待日本能对外展示一个清晰客观的历史认识，卸下历史包袱，轻松前行。但事情并没有向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8月14日发表谈话，充分照顾各方关切，却又在关键问题上进行回避，巧舌如簧，含糊其辞。如此这般看似平衡的、稳妥的、不温不火的谈话稿子，只能出自安倍这样老道的政治人之口，想必还是请教语言学家了吧？对于这样一场谈话，日本国内外的反应出现诸多分歧。

　　长期以来，日本领导人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牵动着邻国的神经。在日本与主要邻国的关系处于僵局之际，安倍此次谈话，比以往更受各方关注。在安倍谈话后，中韩都表达了不满。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次日举行的光复70周年庆祝仪式上表示，“安倍谈话令人感到遗憾的部分不少”，日本政府应该以一贯而具有诚意的行动，履行继承日本历届内阁历史观的承诺，重拾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信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国际社会共同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今天，日本理应对那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战争责任作出清晰明确的交代，向受害国人民作出诚挚道歉，干净彻底地与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切割，而不应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作任何遮掩。

　　问题在于，安倍谈话的第一对象是日本国民。根据日本共同社8月14—15日进行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安倍战后70周年谈话，表示肯定的受访者为44.2%，不予肯定的为37.0%，积极评价超过了消极评价。可以说，这是日本国内对国民二战史教育的直接后果，由于日本国民教育侧重的是东京轰炸、广岛和长崎遭遇原子弹等受害教育，而忽视了日本对周边国家发动殖民和侵略的事实，日本国民很难对安倍模棱两可的谈话有深刻的认识，或者根本不在意周边受害国对安倍谈话的反应。

　　问题还在于，安倍谈话的第二对象是美国。与在周边邻国遇冷相反，安倍的谈话得到了美国方面的积极回应。应该说，如果单单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衡量标准，美国在二战结束时的对日安排、战后对日政策，是“基本成功”的，这是建立在对日本民族性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6月接受政府委派，负责弄清“日本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她认为，“日本是美国曾与之全力作战的最难捉摸的敌人。在其他任何与强敌的战争中，我们都没有必要考虑如此迥然不同的行动和思想的习惯”。“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在种种矛盾的极端对立中，却又令人难以置信地保持着统一。”

　　这种矛盾也体现在日本对美国和对待中国和韩国的不同态度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建立用“缘人”概念来分析日本的国际行为。他认为，“缘人”是日本基本人际状态下的自我认知和感情配置模式的基本特点，透过他者的存在而界定个体的存在，强调序列以及在序列中的位置，目的是为了更适时准确地界定“自我”，降低“自我不确实感”。“缘人”所属的最主要复合情境并非完全依据亲属集团划分，其角色情境相对狭窄且不固定，而位置情境趋于被强调。这里的“位置”主要不是基于角色的位置，而是具有某种不确定的、与等级因素相联系的位置。日本在被美国占领之后，完全而彻底地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认知和自我认知，放下武器之后，相当服帖地融进美国的体系之内，用本尼迪克特的话说，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行为时绝不会感到心理苦痛。日本从战时顽强抵抗到战后紧紧追随美国，同时又忽视和疏远处于美国同盟体系边缘的韩国和体系之外的中国，这是由日本的社会文化心理所决定的，是长期的，具有历史的惯性。

　　正是基于对日本分裂的、矛盾的民族性的深刻认识，美国认为日本战后70年的对美表现相当服帖，因此放心地“放虎归山”，支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奥巴马总统在9月2日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声明中说，“战争的结束标志着美国与日本关系新时代的开始。过去70年间的美日关系是和解力量的典范：昔日的敌人成为坚定的盟友，为了推进在亚洲和全球的共同利益和‘普世价值’协同合作。”随后，在9月19日，日本参议院强行通过安倍内阁提交的“新安保法案”，标志着日本从此彻底抛弃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国策，日本自卫队将被派往海外参战，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国内反对派将新法案称为“战争法案”。

　　的确，表面看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服从于美国的亚洲战略，战后日本获得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广泛的欢迎和好评，似乎只有中韩仍在对历史“耿耿于怀”。但问题的实质在于，中韩在历史问题上的统一立场，不是战略合作的结果，而是惨痛的被殖民、被侵略历史使然。经历过被殖民和被侵略的中韩被排除在旧金山媾和之外，未能在战后之初对二战历史有个了结，只能在东亚秩序的边缘中承载着历史继续前行。中韩对历史的认识、对日本的警惕，远非其他国家所能理解。安倍谈话在日本国内和美国受到欢迎表明，模糊不清、漠视侵略的历史认识在日本和美国有很广泛的支持基础，并不仅仅是日本首相一人的历史认识问题，中韩必须正视这一现实。

　　简单地说，日本对中韩的态度，是由后者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决定的；而中韩对日本的态度，是由惨痛的历史决定的。看得出来，为了东北亚关系能够走出僵局，中韩尽管对安倍谈话很不满，对日本“新安保法案”很警惕，但也尽可能保持克制。毕竟，不能因为安倍等保守势力的存在就放弃对日关系。互为重要的邻国，中国、韩国和日本都需要从大局着眼，面向未来，立足和平与发展，争取早日实现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改善和转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