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雅慧（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
中国的非洲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发轫以来，始终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从服务外交实践到构建知识体系，从回应现实问题到探索理论创新，逐渐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学术发展路径。当前，在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与“全球南方”崛起的背景下，中国的非洲研究应继续在问题导向中开拓前沿，为新时代中非合作的深化提供更具解释力与行动力的智力支撑。
历史回溯：
政治需求与学术发展互动
我国非洲研究的萌芽与发展，始终与中非关系的演进密切相关。早期的中非关系受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也直接反映在非洲研究中。1961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的指示，标志着非洲研究的制度化开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非研究所、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等机构的成立，为学科奠基提供了组织保障。
在冷战格局中，研究聚焦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政党制度与区域热点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写的《非洲概况》考察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作为非洲研究的基础性成果，为我国的外交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改革开放后，研究视野从政治领域拓展至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非洲通史的编纂、国别史研究等都成为非洲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
进入21世纪，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化后，非洲研究快速发展，不但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猛增，形成了以高校智库、科研院所和企业研究部门为代表的多元格局，研究议题也逐步拓展：一方面，继续深耕中非经贸合作、安全治理、发展援助等传统领域；另一方面，向数字经济、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新兴领域延伸。
研究特点：
突显实践性与主体性
我国非洲研究的热点议题紧密围绕非洲发展问题和中非合作的现实需求展开，既回应非洲的核心关切，又服务于国家发展需要，如数字经济与智慧联通、绿色能源与气候治理、农业现代化与粮食安全、安全治理等议题，从解决具体问题出发，推动合作模式创新，继而催生出符合中非实际的研究逻辑和研究框架，成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知识支撑。
传统议题也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通过本土化改造等实践，使理论探索与项目实施形成有机互动，持续推动中非合作提质增效。从中国杂交水稻、菌草技术在非洲推广，带动当地粮食增产，到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化发展、共建“一带一路”项目落地生根，我国非洲研究的生命力体现在对现实世界切实的改造中，超越了区域国别研究的范畴，成为知识生产体系中的重要创新力量。
实践性与主体性是相辅相成的。在中非合作的实践过程中，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和分析框架，难以真正理解非洲历史和现实，也难以解释中非合作中涌现的独特经验。只有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与非洲人民平等对话、合作共赢的经历，才是在文明互鉴中重构主体叙事的基础。
当前我国非洲研究的实践性导向和主体性坚持，本质上是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它既是对西方理论框架的超越，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主体性觉醒的尝试。
未来展望：
问题导向下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的非洲研究在问题导向下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从本土到全球、在文化对话中革新方法、于双向互动中重塑话语体系的知识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并非简单地抛弃原有理论，而是在致力于解决非洲发展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具有实践解释力和理论自主性的知识框架。
研究始终以中非合作的现实需求为基础，服务中国和非洲的现代化发展，从实践解决方案中提炼出本土化的理论框架。如系统总结中国减贫、基建经验，结合非洲国情设计本土化方案，打破西方长期援助非洲却不发展的魔咒，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边界。我国非洲研究构建的不仅是一套理论工具，更是一种新的认知框架。理论的有效性不在于是否符合“普世标准”，而在于能否解决问题。
创新研究方法，提升学术解释力。传统区域研究常受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分析范式，可突破传统研究方法约束的同时，在新兴领域加快研究方法和理念的创新。例如，推进“数字非洲研究”；加强比较研究，将非洲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对比，提炼“全球南方”发展的共性规律。
拓展全球视野，参与知识秩序重构。推动“南南知识合作”，与非洲学者共建联合实验室、合作出版期刊，打造去西方中心化的学术平台；倡导“中国学派”，从中非命运共同体实践中提炼理论概念，丰富国际关系理论谱系。
非洲研究不仅是区域国别研究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知识桥梁。当前，非洲大陆正经历从“资源依附”到“自主工业化”的深刻转型，中国学者需以更开放的心态、更扎实的田野、更创新的理论，回应中非人民的共同关切。
非洲研究的重要性，不仅源于非洲大陆本身的战略价值，更在于其作为理论试验场和文明对话平台的独特地位。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之际，深化非洲研究有助于破解“西方中心论”的认知，推动国际知识体系的重构。这要求超越短期功利主义，深耕基础研究，使非洲研究真正成为理解世界、创新理论、服务人类共同发展的知识枢纽，在非洲现实与中国研究的互动中，为构建更加公平的全球秩序贡献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