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婧（金融研究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强调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党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的长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机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拓展和深化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五个“必须统筹”深刻总结了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摆在首位的是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这是我们党关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理论创新，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好“放得活”与“管得住”之间的动态平衡。
有效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培育更有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证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有效市场良好运行的力量载体。必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升国有经济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要以增强核心功能和提升核心竞争力为目标，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战略支撑和创新引领功能。尊重行业特点和市场规律，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坚持该垄断的要监管有效，该放开的要竞争有序。
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增强民营经济发展预期。民营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基础。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民营经济促进法从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服务保障、权益保护、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规定，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既要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民营企业公平开放，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又要注重规范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完善民营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合规建设和廉洁风险防控。
推动要素资源高效配置
经济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要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推动资源配置依据供求关系、价格机制、市场竞争实现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减少政府对要素流动和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效率。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的有效市场，能够促进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和合理配置，推动产业体系在更长链条上有序链接和高效畅通。一是聚焦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社会信用四大制度，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二是围绕健全市场监管规则、强化市场监管执法和提升综合监管能力，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三是通过建设现代流通网络、完善市场信息交互渠道和优化升级交易平台，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
深化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减少资源错配和价格扭曲。价格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效率的“牛鼻子”，抓住了它，就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从效率的角度看，灵活的价格信号有助于引导生产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流向优质高效领域，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从风险的角度看，合理的价格机制有利于避免资源过度集中而引发经济脱实向虚、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风险。因此，应着力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的机制，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新质生产力集聚。
积极有为的宏观经济治理
受信息不完备、竞争不充分、规则不健全、秩序不规范等因素影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可能存在失灵。有为政府应当通过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有效应对经济周期波动。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沉着应变、综合施策，及时出台一系列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政策，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有为政府的最大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环保、监管等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完善部门间有效沟通、协商反馈机制，确保宏观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一个典型范例是2024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以来，各部门围绕加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进一步扩大内需、加大助企帮扶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努力提振资本市场、推进地方债务风险化解等方面，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有效提振社会信心，经济稳步回升向好。
提高政府监管效能，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有为政府的底线思维是推进政府监管能力现代化，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包容审慎监管理念是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集中体现，既要“放得活”、鼓励包容创新，又要“管得住”、审慎防范风险。尤其是对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要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更多采取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方式，完善容错纠错机制。
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地方竞争模式
促进地方竞争、激发地方活力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制度密码，也是国际上公认的“中国特色”。过去，地方政府之间主要为经济增长速度而竞争，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塑地方竞争模式，引导地方政府从竞争增长的“高速度”转向竞争发展的“高质量”。
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地方竞争模式，在三个方面呈现出有为政府的典型特征。一是竞争目标上，重视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当前，地方政府已经开启“为创新而竞争”的高质量发展竞赛，尤其是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方面，各地积极探索、因地制宜，形成政府投资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的“合肥模式”、聚焦初创期和高成长期科技企业金融服务的“深圳模式”、以财政科技专项资金为指挥棒的“苏州模式”等，体现出新时代有为政府的新活力、新希望和新动能。
二是竞争方式上，更加注重公平开放。传统地方竞争倾向于设置市场准入门槛和限制要素资源外流，引发诸如地方保护、区域封锁、行业壁垒等问题。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地方竞争模式，重在破除制约区域间要素流动的隐性壁垒，培育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土壤和生态。一方面，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在集聚资源、激励创新、深化分工方面的显著优势；另一方面，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避免同质化无序竞争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三是激励机制上，落实“三个区分开来”，鼓励改革创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前进道路上，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都迫切需要党员干部敢于啃硬骨头、勇于涉险滩的开拓勇气和创新精神。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旨在强化正向激励，营造鼓励创新、支持改革、宽容失误的良好氛围，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让想干事、会干事的干部能干事、干成事，从而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提供有效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