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段丹洁

　　移民文化是全球化进程中文化重构的微观镜像。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展社会学研究室主任邹宇春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进行了8个月的实地调研，通过对50位持有绿卡或美国公民身份的中产阶层华人移民进行深度访谈，系统分析了中美关系变化背景下华人移民身份认同的动态重构过程，为跨文化传播与“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启示。近日，记者邀请邹宇春分享了此次调研的收获和感悟。

　　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为出发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邹老师您好！请您介绍一下此次调研的背景及主要目的。

　　邹宇春：此次调研的背景与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有关。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一时代命题。十多年来，广大对外传播工作者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探索讲好中国故事的方法路径。讲好中国故事，事关“如何讲”“讲什么”“谁来讲”三个关键要素。进入信息时代，信息茧房、算法推荐使得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无法看到事情的全貌。作为一名社会学者，我一直希望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体会“讲好中国故事”的这三个要素在美国本土的现状。这次在国家留基委国家公派访问学者项目以及UCLA亚太研究中心教授周敏的支持下，我的这个研究目标得以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调研过程中，您最关注的华人移民群体特征是什么？在职业、年龄、移民时间等方面是如何分布的？

　　邹宇春：在调研之初，对于要关注什么样的华人移民，我并没有明确的想法，只是想大概了解这类人群在美国的生活适应性。从“谁来讲”的角度，华裔移民因为文化同源的缘故，理论上可以在讲述中国故事中承担起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因此他们是我调研中最关注的群体。

　　但在最初三个月（2024年8月至10月）的参与式观察和试调查后，11月开始，我逐渐聚焦于中等收入、拥有绿卡或美国身份的华裔移民。聚焦“中等收入”这部分华裔移民群体，一是因为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的规模占比会改变社会结构，他们具有相对温和的态度和较为积极的价值观；二是在访谈中这部分人更容易接触到，且接受访谈的概率更高。华裔移民受访者年龄在18岁及以上，移民美国的时间大部分在5年及以上，职业种类非常多样，包括大学教授、医生、老师、律师、总编、记者、导演、自创业者、导游、大学生、家庭主妇、小红书博主、TikTok博主、护工、装修人员、留学中介，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介绍一下，该调研项目是如何具体落地的？

　　邹宇春：刚到洛杉矶时，我结识了同在UCLA访学的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赵玉荣、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彭慧。我们在交流各自的研究任务时发现，尽管各自的专业不同、研究兴趣点不同，但在华裔移民的生活适应性方面有研究交集。所以，我们组成了“调研小分队”。后期兰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世勇来UCLA亚太研究中心访学，也加入了调研小分队，组队开展调查研究。在组队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几位学者观点碰撞、相互启发、相互促进。我们粗略采用了被访者驱动抽样（RSD）方法找寻受访者进行访谈，访谈方式主要采用线下面对面访谈，在时间、地点不合适时则采用线上访谈。

　　《中国社会科学报》：华人移民在适应美国社会文化过程中主要遇到了哪些挑战？他们是如何在中美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的？有哪些代表性的案例？

　　邹宇春：毕竟中美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异，遇到挑战是难免的。至于有哪些主要挑战，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与我观察到的挑战也基本相似。首先，最大的挑战是语言。如果不能讲英语，他/她的生活、工作只能嵌入华人生活圈内，生活半径很小，很难融入当地生活。尽管多数移民积极融入，但社交圈仍以华人为主，其差别在于社交圈的关键他者是华人还是本地人。其次，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深层差异。为何说是“深层差异”，因为在明面上可能看不出来。有几位受访者谈到，在与美国当地人交往时，都是客客气气的，很礼貌但很难交心。一些深层次的文化和价值观差异导致双方很难在精神层面实现共鸣，比如无法共谈人生、谈理想。养老问题同样引发焦虑，美国养老体系高度市场化，出现社会分层现象，中产家庭面临“夹心层”困境，既无法享受低收入者的福利，又难以承担高端护理费用。

　　至于如何平衡以及能否平衡，取决于他们对自己在美国移民生活的目标设定以及他们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阶段遇到的主要挑战是不一样的，比如，移民初期是学习语言、掌握并运用语言；等到成家立业后，会在职场上遭遇“职场天花板”“少数族裔精英的刻板化印象”等问题，采取的应对方式也会有所不同。移民可能在经济层面积极融入，却在饮食、家庭观念等维度强化中华文化特质，这种“选择性切割”反映了身份重构的灵活性与实用性。

　　发挥华裔移民作用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调研中，主要运用了哪些理论和方法？

　　邹宇春：调研中，我交织使用了几种理论。一是关于同化或适应性，主要运用分段同化理论。该理论由周敏与美国社会学家阿列汗德罗·波特斯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共同提出。经典的适应性融合理论主张抛弃母国文化以融入主流社会，多元文化理论则强调文化共存，但两者均难以解释当代华人移民的复杂现实。分段同化理论承认移民适应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创新性地为研究华裔移民的社会融入提供了更有解释力的理论视角。二是关于身份认同，在研究中运用了符号互动论、群体比较机制等多种身份认同理论。符号互动论可以指导分析华裔移民如何通过语言、习俗等符号系统定义自我。例如，大部分三代华裔移民家里家外都用英语，几乎不用甚至忘了该如何说中文，这种不再使用中文的行为背后是三代华裔对自己是美国人的身份认同。群体比较机制主要指移民通过对比母国与迁入国群体（如经济地位、文化可见度）评价自身的身份价值。随着中美关系发生改变，大部分一代、二代华裔移民开始有策略地调整自己的身份归属。从研究范式来看，我主要采用了建构主义、后实证主义，在此基础上，具体采用了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两种研究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调研成果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哪些新的理论视角？

　　邹宇春：我刚结束在美国的访学，访谈资料的编码和分析尚在进行中，整个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不敢谈有何新的理论视角。如果说有什么研究启发，我个人觉得，在中美关系变动、中美各自表现不同于以往的时代背景下，美国本土居民、各类移民（包括华裔移民）对美国、中国的认知均会发生变化，这可能会影响部分人群的身份认同，甚至是策略性重构。从这个视角深入开展研究，或许会有新的理论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此次调研给您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邹宇春：从研究模式来说，这次调研最大的收获是跨国实践了跨学科合作调查模型。跨学科研究，必须把不同学科置于同一个场域下进行长时间的深度碰撞，如此便能产生有价值的学术发现。可以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起到重要助力作用。从调研目的来说，此次调研最大的收获是，我认为大部分的华裔移民是可以在中国故事的叙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基于与中国心理距离的远近，他们会在叙事中发挥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就未来如何进一步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您还有哪些具体建议？

　　邹宇春：从“谁来讲”的角度，我们仍要重视发挥华裔移民的作用，他们的双重身份和文化价值基因能够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桥梁。在“讲什么”方面，应该更加注重内容，通过普通人的视角，让故事更真实可感，既能保留中国元素，又能让西方受众愿意听。此外，还可以改进讲故事的方式，比如突破算法的限制，叙事逻辑从“讲述中国故事”转向“共生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