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持（法学研究所）

　　东京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清算的重要司法实践，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侵略战争为国际罪行并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国际审判。尽管其历史意义深远，但东京审判长期以来被不同程度地简化、误读甚至政治化。许多西方著述在谈到为何写作或讨论东京审判时，普遍认为东京审判受到了有意无意的遗忘。这种“遗忘”，既是指与纽伦堡审判的大量著述形成的鲜明反差，更是指东京审判的正面意义受到了质疑。重新审视东京审判，不仅关乎历史正义的还原，更关乎对国际法治演进的理解与未来和平秩序的构建。

　　围绕东京审判的争议和误读，主要源于三方面因素。一是由于日本学界“标签化”的“东京审判史观”，东京审判的司法特性一度被遮蔽。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右翼更是不遗余力地否定东京审判，狡辩其为“胜者的正义”。即便在知识界，研究者也多将研究焦点置于审判周边的政治外交问题。这样的视角难免将司法事件与国际政治、国际外交混为一谈，较少涉及法庭审理的法源法理、罪名设置、犯罪认定、审理程序、庭审证据、判决意见等研究内容，回避了审判的“法的价值”这一核心问题。二是审判持续时间长达31个月，程序复杂、语言多样、证据庞杂，“漫长的审判”导致公众注意力逐渐涣散，舆论热度消退，甚至引发“效率低下”“程序不公”等批评。三是东京法庭部分法官发表的反对意见和个人意见造成了令人始料未及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印度法官帕尔提出的“全员无罪”个人意见书，被日本右翼片面利用，扭曲为否定日本战争罪责的依据。这些因素交织，使东京审判的法治内涵和历史贡献长期被遮蔽。

　　然而，回归法律与程序的本质，便可发现东京审判具有不可替代的司法价值和开创意义。首先，在法庭机制方面，东京审判虽名义上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导，但实际运作仍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为准则，体现了多国参与和司法公信的特点。法官来自11个不同国家，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国际刑事审判。检方按照宪章和程序规则行使了起诉裁量权，辩方享有充分的诉讼权利，实现了控审分离，体现出高度的法律审慎和程序公正。

　　其次，东京审判在被告人权利保障和程序正义方面亦有重要建树。当时在日本国民中还存在着“像战争罪犯这种可耻的人不需要辩护”的情绪，但东京法庭除为被告人聘请日本辩护团外，还配备了美国律师，辩护时间达187天，远超同期国际审判的标准。这让很多日本国民和法学家深受震撼和感动，以团藤重光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法学家对东京审判给予充分的正面评价，认为可以将之视为“能对世界和平间接做出很大的贡献”，是“划时代尝试的国际审判”。尽管存在翻译延迟、程序冗长等问题，审判仍致力于在战后初期国际法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建立一套尽可能公正的司法程序。这些实践为后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经验。

　　最为重要的是，东京审判首次在国际层面系统阐释并认定“反和平罪”，将策划、发动和执行侵略战争定义为犯罪行为。法庭未陷入“侵略定义”之争，而是通过具体案例——如日本在中国东北、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行动——实证其侵略性与违法性。这一法律认定，不仅填补了传统战争法体系的空白，更奠定了现代国际刑法中“侵略罪”的法理基础。2017年，国际刑事法院通过侵略罪定义，某种意义上正是对东京审判法律遗产的继承。

　　东京审判也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国际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困境与挑战。审判期间面临的证据获取困难、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国家间政治博弈等问题，至今仍以不同形式困扰着国际刑事法院和其他国际司法机构。而从审判后的历史进程来看，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悬置，均显示出国际司法无法完全脱离政治语境独立存在。这一现实警示我们，国际法治的推进既需法律技术的完善，也需国际共识与国家意愿的支撑。

　　中国与东京审判的关系尤为特殊。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中国不仅是审判的参与国，更是历史正义的诉求方。然而，由于当时国内政局动荡，中国在审判中的角色长期被国际学界忽视。直至近年，随着东京审判相关档案的整理出版，中国学者开始系统重构中国与东京审判的历史关联，并从法学、历史学、国际关系等多学科角度推进研究，《重新发现东京审判：寻求和平与正义的国际法治》正是为这一转变所做的努力，不仅有助于还原历史全貌，也在提升中国在国际法治体系中的话语权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当前，全球秩序面临不确定性，地区冲突和国际争端频发，国际司法机制的作用与局限愈发凸显。在此背景下，重拾东京审判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告诉我们，国际司法不仅是惩治战争罪行的工具，更是规范国家行为、维护人类共同价值的努力。尽管过程难免掺杂政治因素，程序未必完美，但它代表人类试图以理性而非复仇回应暴行的勇气和理想。

　　对中国而言，深入参与国际法治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立足自身历史与实践，贡献东方智慧和中国方案。东京审判研究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未来。它要求我们以更加开放的对话、更加坚实的学术努力，继续探寻正义与和平的道路。而这正是“重新发现”东京审判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