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嘉伊（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传播作为联通世界的战略性、系统性工作正加速推进，取得跨越式发展。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在此引领下，五年来，我国国际传播研究成为近年来显示度高、增量大的学术领域之一。

　　“十五五”时期，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因此，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时代命题更为凸显。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更显使命与责任重大，必须在深刻学习领会“十五五”规划纲要基础上明确未来工作路径。

　　一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实践重大问题、学科重大前沿做学问。国际传播学作为应用型知识体系，其形成与发展不仅是知识自然积累的结果，更是社会情境驱动的产物，因此，从诞生起就承担着回答现实困惑、解决实际问题的学术使命。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历史和当代鲜活情境、探索的本土创新经验以及尚待消解的问题，是知识创新的最大增量所在。面对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如何推进重构以全球南方为引领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秩序？如何应对“脱钩断链”“去风险”的个别国家话语，并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如何通过“赛博对账”“China Travel”“Chinamaxxing”等全球青年交往风尚，培育全球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国际传播主体？如何推动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精品展览“出海”，让更多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自信走向世界？这些新现象的涌现，不仅回应了“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最新要求，还为青年学者直接点出了可持续研究的时代课题。

　　二是提升“知外懂外”能力，夯实全球视野和中国立场。近年来，我国国际传播模式经历了“跑马圈地”重海外渠道覆盖、“媒体融合”畅通内外数字交往渠道等不同阶段。当下，我国正面临传播效能认知与评估方式的快速迭代。究竟如何破题，推动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表达？“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明确路径，即加强区域国别研究。

　　近两年，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依托我院“国际传播研究专班”，以有组织科研形式集中推进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研究，在全球多地进行田野调研，发布了全国首套“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研究国家智库报告”，目前出版了对非传播、对拉美传播、对欧传播三部。作为其中一员，在田野中我发现，作为一门还在成长的学科，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发展的视野不够开阔，尤其是对于关键大国、周边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事实性知识供给还很有限，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先发国家掌握的二手资料。若没有深入一线，拿到真实的材料，理论研究与咨政建议就会失焦。将学问做在祖国大地上，做在广袤全球中，以中国立场为出发点，应当是社科青年的大志向。

　　三是积极捕捉前沿学科的交叉动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计算等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大语言模型、深度伪造、社交机器人等具体技术被嵌入国际传播链和价值链。一定程度上，国际传播升级为数智技术驱动的新型博弈模态，成为各国激烈争夺的战略制高点。信息既可以成为增进民心相通的有力工具，也可以成为个别国家进行舆论干预的武器。尽管国际传播研究在传统意义上归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但青年学者要对技术发展的新态势保持敏感，进行前瞻性研究和预判。为此，有必要强化计算科学、信息工程和新闻与传播学的深度融合，通过方法论更新与研究范式拓展，系统识别技术变革对国际舆论结构、传播权力分配及全球治理秩序带来的深层影响，提升国际传播研究的解释力与现实回应力。

　　四是在学科交叉融合中拓展知识边界。国际传播研究的建制化发展起步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实践，由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学者共同描绘而成，也正因如此而遭受新闻与传播学学科主体性质疑。当前，随着传播泛化，信息流动织就的拟态舆论景观已成为各国民众认识自我、理解他者、沟通彼此的基底，传播也因此作为一条逻辑主线进入多学科视野。为此，未来推动国际传播在更大范围内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军事学等学科展开对话，形成关于跨境信息流动及其形塑的舆论环境的复合知识体系，紧迫性日增。这也提醒我们，唯有既做“专家”“匠人”，又做“通才”“杂家”，才能以全面的知识系统支撑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这恰恰是在社科院完备学科架构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的天然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