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晓（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研究古代中华文明的世界传播力和世界影响力，既是文明交流史的重要内容，也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伊利汗国的中国文明——移民、使者和物质交流》是一部研究蒙元时期中华文明在伊朗伊斯兰世界传播的史学专著。13世纪，中华文明持续西渐，对伊朗及伊斯兰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该书关注中国移民在伊朗的活动、元朝与伊利汗国的使者往来，以及中国物质文化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的传播三大主题，对蒙元时期中华文明在伊朗的传播历史给予全面考察。

　　人口迁徙是促使文明传播最古老、最基本的方式与途径。从成吉思汗西征到旭烈兀西征，数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引发了欧亚大陆东西之间的人口流动。跟随西征大军迁徙伊朗的中国人，是中华文明西传的主体实践者。他们职业多样，既有军匠、医者、工匠、画师等“有用之人”，也有僧、儒、道、巫、卜等能人异士。他们地位不同，既有深受君主信任的高官，也有失去自由的奴隶。这当中还包括地位高低不等的女性群体。这些中国移民或在伊利汗宫廷为统治者效力，或在伊朗民间生存、发展。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和劳作中，有意或无意地将中国的制度文化、科学技术、风俗信仰浸入当地社会，成为中华文明输入伊朗的主体传播者。

　　忽必烈和胞弟旭烈兀先后在亚洲东西两端开创元朝和伊利汗国，这是中国和伊朗建立紧密联系的开端。双方实质性宗藩关系的维护，与官方频繁的遣使活动密不可分。历任伊利汗继立过程中与元朝的遣使往来事件，使我们看到元朝对伊利汗国的强大政治影响力，而获得元朝册封则是伊利汗确立统治合法性的必要步骤。元朝派出的册封使节、通好使节、送岁入使节、贸易使节、情报使节等各种类型的使臣，将元朝的制度、政策、礼仪、文化不间断地传至伊朗，促成这一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的远播。

　　中国物质文明的传播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最广泛、最重要的贡献。该书考察了中国的玉石、铜铁制品和植物输入伊朗的情况。玉石是一种被中国人赋予崇高文化含义和政治意蕴的石材，很早就开始了向西传播的历史。至蒙元时期，中国“以玉为尊”的政治文化观念随着伊利汗国玺印制度的建立传入伊朗，反映了宗藩关系下中国制度对伊朗的影响。该书关于“中国石”“中国铁”的考察，反驳了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极具影响力的“白铜”说及各家说法，提出这种物质最初是指中国生铁加工技术所生产的铁或铸铁材料，而后在漫长的交流过程中，被宽泛地用来指称中国出产的各类铜铁制品。波斯语、阿拉伯语文献的丰富记载，体现了中国铜铁制品给伊斯兰世界人民日常生活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在关于植物传播的专题中，围绕伊利汗国宰相、史学家拉施都丁所撰波斯文农书《迹象与生命》，考察了茶、荔枝、灵眼（银杏）、莲花、鸡头花（芡实）、杨梅、粟黍、绿豆八种中国原产或特产植物品种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的传播历史，讨论了由这些植物带动的中国饮食及饮食文化的西传。

　　该书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翔实的论证，清晰勾勒出蒙元时期中华文明在伊朗伊斯兰世界的传播轨迹，有力论证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突出贡献和深远影响，在中国史、伊朗学、伊斯兰研究等多学科领域展现出其学术价值。

　　这项研究的顺利完成，建立在对波斯语、阿拉伯语、汉语、突厥语等多语种史料的运用之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量波斯语历史文献是该书撰成的史料基石。波斯语历史文献学是一门国际性学问，起源自欧洲东方学，且与蒙元史研究相辅相依、密切相关。13—15世纪，波斯语在亚洲大陆上具有主要族际交际语的重要地位。在元朝，波斯文亦被列为三种官方行用文字之一。在中亚、西亚地区，波斯语是学术写作、文学创作的主要语言文字，创造出大量的历史文献，对大航海时代以前世界历史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20世纪30年代，我国现代元史研究的奠基人韩儒林、邵循正、翁独健三位先生先后赴法国留学，师从东方学家伯希和学习波斯语和蒙古史。他们回国后将波斯语历史文献研究引入中国学术界，共同开创了中国现代蒙元史研究的新局面。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一直延续着波斯语历史文献学的学术传统，努力实现“代代有人做，代代有传承”的学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