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可（社会学研究所）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是不畏强暴、自立自强的伟大民族”，“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史专著《同舟：职业共同体建设与社会群力培育》以抗日战争中担当大后方交通重责的民生公司为历史实例，展现了中华儿女通过培育“群力”推动社会变革、赢取民族复兴光明前景的奋斗历程。

　　随着近代中国遭遇社会总体性危机，知识精英认识到，增强社会组织性是富国强民、抵御外侮之道。严复引进早期社会学的社会进化论主张，将“群”从古代典籍中借用过来，用于指称西文中介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society”概念。梁启超则在“群”的基础上提出体现社会整合能力的“群力”概念，指出“群之力”的大小决定着各民族的生存竞争结果。其后，梁漱溟、晏阳初等提出重建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方案。民国时期从事航运的民生公司的现代集团生活建设也从属于这一潮流，只是与梁漱溟、晏阳初选择在乡村重建组织不同，其创始人卢作孚决意将组织建在城市、现代企业中。卢作孚赞同晏阳初对道德培育的重视，但反对根本否定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倾向，力图在现代集团生活中增强人的“群性”，增进人们对职业共同体的认同，从而培养整个社会的“群力”。

　　卢作孚作为一位具有现代眼光的教育家、企业家，以创新性的组织实践呼应梁启超、严复的“新民”主张和增强“群力”的期望，在人的身份认同、社会组织机制以及伦理期待上推动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同舟：职业共同体建设与社会群力培育》一书利用文献、档案资料和一手口述史材料考察民生公司职工个体、企业组织、国民政府三者的互动关系，从人的职业角色塑造、组织机制的成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角度挖掘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本土实践经验。该书发现，民国时期的民生公司是中国在现代城市社会中最早围绕现代事业建立大规模集团生活的探索，是以共同的群体生活为基础打造现代职业共同体的最早尝试。对个人生活而言，工作场所的意义开始凸显出来；对社会组织方式而言，围绕职业建立的群体开始获得重要性。因此，该案例可视为对单位社会历史起源的一种机制性的解释。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道德、制度和组织资源的继承与改造是讨论社会变迁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民生公司为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提供了一个由企业组织入手，从社会组织变革到社会心理变革的范例。《同舟：职业共同体建设与社会群力培育》通过对民生公司管理体制的考察发现，一方面，公司采取了理性、科层式的现代管理制度，限制其中的个人权力以及私人之间的依附关系；另一方面，它也吸收了家文化中为家庭成员提供福利和庇护的传统，公司就是员工的家，为他们提供安身立命的职业、共同生活的空间和心理认同的家园。员工在经济、生活乃至精神上以企业为中心，企业则为他们提供工资、福利。大家围绕着事业形成一个互相依赖的生活共同体。不同于海外学者将民国时期企业组织的团结作用归结于官方指令、制度设计的威力，该书着力于探究制度结构变革之外的基层行动所形塑的心理与情感结构，呈现这些政策条令赖以运行的民情基础。通过探究公司船岸职工对航业运输的职业价值、成员义务与权利的理解，在理论上透视以共同生活为基础形成职业共同体的价值观，探讨对公共生活以及国家的道德义务与情感何以可能。

　　《同舟：职业共同体建设与社会群力培育》一书将对现代企业组织形态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观察放在历史纵深中，由此理解中国社会在变迁中的连续性问题。在家国困厄之际，民生公司通过将中国人对家庭共同体的情感体验融入职业伦理建设中，通过“群”的情感建设打造社会“群力”。该书通过中国本土实践提出了具有理论生长力的问题，为欧洲工业时代早期的社会团结理论提供了有益补充。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同舟：职业共同体建设与社会群力培育》一书通过对民生公司职业共同体建设历程的剖析，丰富了我们对抗战时期后方组织机制的认识，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在危难关头展现出的主动求变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它不仅为理解中国现代社会组织的形成逻辑和社会组织形态发展趋势提供了历史洞见，也有助于劳工研究学者和劳动政策制定者探求围绕人的职业角色创设平等的社会纽带、培育公共责任与公民道德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