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那场令无数无辜者罹难的巨大悲剧，持续影响着欧洲几代人的自我认同——当他们试图构建一种既共享又分裂的共同历史意识时，其集体记忆的核心始终无法回避这场战争。随着时光流逝，亲历者的战争记忆渐渐消散，而文学成为了抵抗遗忘的核心场域。

　　关于二战的文学叙事早在战争的酝酿期即已拉开序幕，并在战争结束后继续保持着追述、控诉和反思的言说姿态。在这段历史的多元叙事中，既有以西方为中心视角的反战叙事，也有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战争文学编码。而德国作为这场大战的战败国以及战争罪行的主要承担国，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德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特殊性。总体而言，它遵循着集体赎罪和重建民族责任感的基本思维路径，从而将叙事行为转化成历史行为的组成部分。回望近百年以来德语文学对二战的反映及反思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不同时期的关注焦点和艺术手法也存在着显著差异，细论起来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933—1945年的“战时流亡文学”，1945年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战后废墟文学”，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深度反思文学”，1980年后又出现了“第三代反思文学”。

　　作为战时流亡文学的一部经典剧本，布莱希特在流亡瑞典期间完成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借三十年战争影射纳粹的扩张野心，批判战争的反人类本质。该剧承袭《痴儿西木传》及《女骗子和女流浪者库拉舍》的巴洛克“倒转世界”母题，通过叙事剧的间离效果，揭露战争与商业的共生关系，打破“小人物既是受害者又是共谋”的循环，借狄德罗“戏剧服务社会变革”的唯物主义理想，实现对战争伦理的深刻批判，最终向观众说明“普通人无法从战争中获利”的道理。这部剧在战争爆发伊始，宛如警钟乍响，可谓振聋发聩；又如丧钟长鸣，余音不散，令后人不得不敬佩作者的忧患意识和先见之明。此外，该时期的代表作还有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创作的剧本《马门教授》（1933）、安娜·西格斯的长篇小说《人头悬赏》（1933）和《第七个十字架》（1939）、卡尔·楚克迈耶的戏剧《魔鬼的将军》（1943—1945）等。这些在1933年纳粹掌权后流亡海外的进步作家以笔为枪，剖析法西斯上台的背景成因，揭露小人物对恶势力的姑息，歌颂有识之士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们的文学书写在融合本土与流亡地视角的同时，也将个人命运和集体记忆融为一体，用作品为后世研究极权统治下的文化生态提供了宝贵的文本资料。

　　战后废墟文学中的“废墟”，既指战败的德国在物质层面上匮乏，又指其精神世界的空虚。沃尔夫冈·博尔谢特的剧本《在大门外》（1947）是废墟文学的开山之作，它和作家众多短篇小说如《面包》《樱桃》《厨房的钟》共同描绘战后德国人民在物质上的极度匮乏，暴露德国社会因战败而导致的冷漠、疏离和道德沦丧，揭示战争的伤害不会因为战争的停止而停止，而个人命运早就与民族悲剧难以分割。除了博尔谢特，伯尔在小说《天使沉默》（1949）中也采用了归乡士兵和普罗大众的视角，直呈战后德国社会的礼崩乐坏以及百姓在人间炼狱中的生存困境。君特·艾希的诗歌《盘点》（1945）基于诗人的战俘营经历，用大道至简的笔触平静地“盘点”了劫后余生的微薄财产。诗中缺失的“你”和孤独的“我”显示出战后德国社会纽带的断裂，而如此孤立无援的自我数次退居于物象之后，但通过最可宝贵的“铅笔芯”的创造性书写，最终获得了人生的方向。诗中最后一词“线”引领诗人在混乱和荒芜中看到了秩序和联系性——恍惚间不绝如缕的正是构建未来世界的那一线希望。此诗是废墟文学的经典佳篇，一扫纳粹执政时期标语口号式的叫嚣、空洞、虚张声势，彰显出废墟文学语言特有的简洁、冷峻和平直。虽然，德语随着德国社会的崩溃也一夜之间重返“零点时刻”，但在语言的平淡无奇中，人性的坚韧和文明的曙光也次第绽放开来。

　　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的经济迅猛发展，马歇尔计划的效果开始显现出来。大多德国人以经济建设为由，对刚刚逝去的第三帝国历史避而不谈，并妄图逃脱战争罪责。此时，为数不多的清醒者以文学作品为时代发声，积极映照历史，努力剖析现实。艾希的广播剧《梦》（1950）正是这样在废墟中破土而生的。作者用五个独特的梦境分别展示了大屠杀和血祭诽谤的侧影，折射出普通大众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将历史罪责直陈于听众面前，抨击德国人有意遗忘历史、一味追求物质的病态心理。这部剧虽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但它在主题和风格上更接近于反思文学，而非废墟文学，可以说它开创了反思文学的先河。继之而起的是海纳·米勒的短篇小说《铁十字勋章》（1956），这个故事旨在展现狂热和盲从如何摧毁人们幸福生活的，甚至连施暴者自身也可能成为其暴力态度的受害者。与此同时，它也揭露了那些看似忠于意识形态的纳粹分子的懦弱：他们虽勇于屠杀他人，却不愿对自己施暴，并且为了与新统治者妥协，其行为做事不免前后矛盾。读者不禁思考：这种表里不一、前后矛盾究竟意味着纳粹分子对虚假理想的背离，还是暗示出色厉内荏的他们自始至终都缺乏真正的信念。此外，反思文学的名篇佳作还有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1956）、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1959）、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1968）等。它们不论是用金钱复仇的寓言影射战后经济奇迹下的道德妥协，还是以流浪汉小说的形式撕破纳粹时代的虚伪道德，抑或是借少年对父辈盲从纳粹的控诉去揭示集体罪责的传递机制，总之，它们的共同之处都在于将“平庸之恶”打造成这一时期的核心话题。

　　1980年以来，所谓第三代反思文学撑起了德国作家针对二战的批判苍穹。他们摒弃英雄化的战争叙事，转而从平民视角对宏大历史进行解构，边缘群体的日常体验被作家当作微观解剖的对象，琐碎的生活细节将战争刻在人性上的伤疤撕开给读者看。瓦尔拉夫的《最底层》（1985）打破小说、史料、回忆录的体裁界限，混入档案、信件、新闻报道等元素，形成文献式文学的新形式，通过伪装纪实揭露战后社会结构性压迫，拓展了历史书写的真实性维度。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1995）延续格拉斯式的黑色幽默传统，大量运用荒诞、拼贴、戏仿等手法消解历史严肃性，通过少年与纳粹女看守的畸恋叩问集体罪责中的个体道德模糊性。约尔格·弗里德里希的《火海》（2002）以大轰炸中平民受害者的角度重述二战史，颠覆了官方战争话语的宏大叙事结构。随着代际小说和家庭文学的勃兴，关于战后一代与父辈冲突的描写让位给对罪责延续性的分析。有别于父辈的罪责清算，“第三代”更关注战后出生者如何面对和走出历史阴霾，从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演进为对复杂人性的辩证审视。格拉斯《蟹行》（2002）的叙事交织在祖孙三代人的命运里，向读者展示战争创伤在平民家庭中的代际传递效应，探讨集体记忆与极端主义思潮的关联。乌韦·提姆的《以我的兄长为例》（2003）兼具德国新家庭小说和父亲文学两种文学类型的特色，通过断裂的家族记忆探讨无辜后代被迫承担道德债务的问题。这本小说俨然是一部文化档案，翔实记录了战后联邦德国由于美国化而导致的传统价值观崩塌与生活方式颓废以及不同代际的德国人迥异的应对之策。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视角也介入了第三代反思文学，移民作家纷纷加入到反思作家的队伍中来，他们引入殖民史、流亡体验、文化比较等参照系，将纳粹暴行置于全球压迫链条中进行审视，撼动了德国中心主义的反思方式。

　　随着最后一批二战亲历者逐渐离世，人类正经历着关于这场战争的记忆模式转型，同时也面临着“交往记忆”的消亡危机。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此刻显现出残酷的时间法则——这种依托于代际口传、具有鲜活体温的交往记忆，其存续极限约为80年。承载着战火硝烟、集中营苦难与抵抗运动的生命个体渐次凋零，与之共生的直接经验叙事也随之濒临断裂。曾几何时，战地日记、老兵访谈、幸存者证言构建起了立体的记忆图景。而当历史时针指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今人不得不面对记忆生态的根本转变：数字时代的碎片化传播如何重塑各民族的战争认知？更根本的是，当战争罪行从道德绝对性坐标退场，后冷战时代的复杂冲突是否正在瓦解反法西斯战争的伦理范式？与此同时，德国的罪责文化、波兰的受害民族叙事、东欧的双重压迫等论战仍在持续角力。这种记忆政治的张力恰恰证明，真正需要激活的不是同质化的历史共识，而是保持记忆场域的辩证活力。

　　世界反法西斯记忆的未来不在于徒劳地挽留消逝的声调，而在于锻造能承载新伦理考量的记忆容器。它们既要抵抗消费主义对历史的扁平化侵蚀，又要避免将记忆异化为新的意识形态武器。记忆存续不仅关乎保存，更依托于持续的记忆之争，尤其是在文学领域，重构战争意义的过程不断激活关于罪责与羞耻的辩论——而这也正是我们在此对德国反法西斯文学进行回顾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