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文学研究所）

　　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抗战话剧是其发展过程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抗战戏剧是伟大抗战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抗战时期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更产生了广泛影响，直到今天它依然对话剧创作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和积极的借鉴意义。

　　戏剧走向大众

　　抗战时期是中国话剧空前繁荣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推动了话剧创作，为中国话剧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更突出的是，它开辟了一条使话剧走向大众的道路。

　　中国话剧是从校园发展起来的，从诞生时起就在努力走向大众。“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为话剧走向大众准备了条件。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明确提出“到工人群众中去”“深入都市无产阶级的群众当中”的方针，话剧艺术家在“左翼剧联”的领导下，深入工厂、学校，组织工人创办“蓝衫剧团”，创作演出反映工人生活的话剧，使话剧在工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话剧真正走向大众是在抗战时期。从客观上说，战争的威胁唤醒了艺术家们的觉悟，坚定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理想信念；从主观上说，面对民族存亡的危机，艺术家们进一步增强了以艺术服务抗战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他们放弃大城市的生活，走出“象牙塔”，奔向更广阔的天地——工厂、农村、军营乃至战斗的前线，以话剧动员民众、宣传抗战、鼓舞士气，深受民众和部队士兵的欢迎。

　　在抗战时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广大民众——工人、农民和士兵最初对话剧的接受，并不是从《雷雨》等多幕大戏开始的，而是从那些描写时代生活的独幕剧和通俗易懂的街头剧、活报剧和独幕小戏开始的。“好一计鞭子”（独幕剧《三江好》《最后一计》和《放下你的鞭子》总称）在抗战时期演遍大江南北，每到一地都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激起了千百万群众的爱国热情。尽管这些戏剧内容比较简单，演出也不够精致，但审美情趣却具有大众化、民族化的特点，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例如，《放下你的鞭子》就把中国民间的说唱艺术融入其中，剧中随父亲在街头卖唱的香姐姑娘唱的就是民间小调。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剧把歌舞表演融入剧中。这种大众熟悉的艺术形式一下子拉近了艺术与观众的关系，使他们感到亲切，愿意接受。抗日战争初期，剧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独幕话剧，如田汉《乱钟》《战友》；于伶《炸弹》；楼适夷《活路》；章泯《死亡线上》；洪深《飞将军》；宋之的《上前线去》；王为一《血战台儿庄》；胡丹沸《把眼光放远一点》等，还有《消灭汉奸》《八百壮士》《当兵去》《抗到底》《流寇队长》等，演出时观众反响热烈，十分受欢迎。这些话剧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之时，讲出了广大民众的心里话，激发了他们的抗日爱国热情。

　　戏剧与时代

　　艺术创作与生活和时代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抗战戏剧中体现得最突出。究其原因，一是抗战这样的大环境使一大批戏剧工作者集中起来，为话剧创作准备了条件；二是当时的时代环境净化了艺术家们的思想，激发起艺术家们内心的澎湃激情，从而以话剧作为自己抒发情感的突破口。毋庸讳言，抗战开始时，戏剧作为宣传抗战的一种最快捷、最有效的武器，宣传政治是十分迫切的任务，艺术家为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只得仓促上阵，投身其中，有些戏剧创作难免存在着公式化、口号化的不足。然而，也正是在时代风雨的孕育中，抗战话剧突破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框子，在创作上逐渐走上了比较成熟的现实主义道路，在作品中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时代精神和艺术美学意蕴。比较突出的例子是田汉在抗战时期的话剧创作，从《顾正红之死》《火之跳舞》《号角》等独幕剧到1935年之后创作的《回春之曲》《秋声赋》等剧，可以明显看出田汉在时代浪潮中经受锻炼的思想进步和戏剧创作方面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而历史剧的成熟过程就更能说明这一点。

　　历史剧在抗战时期走向成熟充分说明了创作与时代的密切关系。究其原因，一是时代风雨开阔了作家的视野；二是生活震荡激发起作家的创作激情，他们的思想境界提高了，对生活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入。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思想与艺术上的准备，抗战话剧才逐渐突破了前期概念化、公式化的不足而取得了艺术品质上的提高，并越来越走向成熟。如郭沫若《屈原》、阳翰笙《天国春秋》、曹禺《北京人》、田汉《丽人行》、夏衍《法西斯细菌》、茅盾《清明前后》、老舍《国家至上》、陈白尘《升官图》、欧阳予倩《忠王李秀成》、阿英《明末遗恨》、吴祖光《正气歌》、宋之的《雾重庆》、吴雪《抓壮丁》，等等。

　　实践出人才

　　抗战戏剧之所以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其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产生和培育了大量戏剧人才。如果说曹禺《雷雨》在1934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话剧在文本创作上的成熟还是个案的话，那么抗战时期话剧的成熟则是整体性的，即在文本创作、导演艺术、表演水平等方面出现了整体性的提高与成熟。其表现为：一是创作好作品的作家多，如郭沫若、曹禺、阳翰笙、田汉、欧阳予倩、夏衍、于伶、陈白尘、老舍、熊佛西、宋之的、阿英、吴祖光、杨村彬等。二是舞台艺术创作方面的成熟。导演方面如史东山、贺孟斧、洪深、张骏祥、章泯、陈鲤庭、应云卫、马彦祥、沈浮、唐槐秋等；演员方面如金山、王莹、白杨、舒绣文、张瑞芳、陶金、蓝马、唐若青、赵丹、秦怡等。此外还有一大批由青年学生成长起来的优秀演员如朱琳、刁光覃、蓝天野、郑榕、胡宗温、黄宗英、乔奇等。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在舞台上锤炼，从没有在任何戏剧专科学校学习经历的青年成长为新中国话剧舞台上的骨干力量，为中国话剧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戏剧留下的启示

　　抗战戏剧虽然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戏剧，但它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从不成熟到成熟再走向辉煌的发展历程所取得的艺术创作经验，却给之后的戏剧创作留下了诸多启示。

　　作家有责任心与使命感，思想上有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当意识，其作品才能闪耀出思想的光芒，才能有激动人心的艺术魅力，才能给观众留下思考和启发。郭沫若曾明确地说，他创作《屈原》是“借古喻今”，同时也是“借古讽今”。阳翰笙创作《天国春秋》是“取材于太平天国的‘韦杨事件’，旨在体现周恩来因‘皖南事变’而愤书中的‘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这两部戏剧的创作意图有着明确的政治批判意识，但剧中没有直白的说教，而是用诗一般的语言、鲜明的人物形象，带给观众思想上的启发与思考。陈白尘的《升官图》讽刺国民党统治区的贪污腐败。茅盾创作《清明前后》就是凭着作者与人民同血泪的呼喊，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怒吼，以强烈情感写出中国所应走的道路，一经演出便紧紧地抓住了观众。

　　作家心里装着时代、想着观众，有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作品才能有对光明与真理的向往，才能有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假恶丑的批判。作家有了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写出的作品才能有思想高度和理论广度。郭沫若和阳翰笙没有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写不出《屈原》和《天国春秋》，田汉没有在抗战时期的亲身经历，也写不出《丽人行》和《关汉卿》。吴祖光写《风雪夜归人》也是他有感于现实中对人的不尊重，通过剧中人物形象对压迫人的黑暗社会发出了批判之声。

　　抗战戏剧的发展过程，开阔了人们观察事物的眼界，给人们如何认识时代发展与作家成长的关系提供了思考与借鉴。今天，我们评价抗战戏剧，也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它的成熟与不成熟是一脉相承的。或者可以说，正是它有了开始的不成熟阶段，才成就了后来的辉煌时期。这是抗战戏剧留给我们的宝贵、丰富的文化遗产。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今天研究、认识、理解抗战戏剧，梳理、分析、总结其在时代的危机中如何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乃至达到话剧史上的辉煌时期的历史经验，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