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时间系统主要是基于地球自转规律和各类天象观测来计量时间的。加强对我国早期时间系统的研究，不仅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时间观念在社会发展中的演变和影响，还对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深入了解中国早期时间系统的研究现状，春节期间，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夏虞南。

　　早期时间系统研究的价值与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出土文献与中国早期时间系统的成形研究的主要价值是什么？学术创新点是什么？

　　夏虞南：基于各类文献材料结合天文考古学知识梳理我国先民观测天时的各种方式，是了解中国早期时间秩序的萌芽、成形、发展、演变等各种变化的直观方法。而以清华简、北大秦简、北大汉简等新出简牍为代表的出土文献材料披露了大量与四时令、十二月令、节气令相关的内容，结合天文学、考古学和科技史的研究视角与战国秦汉时令、月令、节气类传世文献的对读和综合研究，能够整理、释读各类文献对天象、物候、人事的观察规律，有助于更准确理解古人的时间秩序和智慧。

　　对于出土文献与中国早期时间系统的成形研究的学术创新点，我认为，此项研究不仅弥补了传统时间系统研究的缺失，增加了对“时令”“节气”文献的梳理和生成逻辑的研究，还进一步分析早期时间秩序与政治“大一统”关系、先秦两汉的“时”“月”“节”令文本与时间系统的构建、全球化视野下中华文明时间系统的未来价值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增加对“时令”“节气”文献的梳理和生成逻辑的研究？这有何重要意义？

　　夏虞南：为弥补传统时间系统研究的缺失，我和团队成员在研究中增加了对“时令”“节气”文献的梳理和生成逻辑的研究，侧重结合出土文献对各类时间系统的构建过程和结构性生成逻辑进行分析。结构性生成逻辑往往反映的是“数”字逻辑和早期的“关联性”思维，解释的是时间系统形成的本质规律。譬如，通过对天象、气象和各类生物活动规律的观察和总结，先民们逐渐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物候观和物候秩序。在《逸周书·时训》篇中，二十四节气已与七十二物候相互结合，形成了完整的节气物候观。此时的二十四节气系统除代表对太阳视运动周期规律的认识外，还与十二月纪结合，体现出节气系统与阴阳合历的融合。除闰月外，每月有一个中气、一个节气，每一中气、节气都由三物候组成，以五日为一候，一月为六候，十二月有七十二物候，形成了以“六”为数的循环基础。而以“六”为数与早期医学思维有重要关联。先民认为人体的健康与四时气候、昼夜变化、地理环境及农耕活动之间密切相关，进而表现出对环境的适应性、节律性变化。根据新出天回医简等医书类文献，可挖掘早期医经所蕴含时令特征。医经常以“六”为数，如强调以六十甲子为循环，“天五地六”的基本结构。以“五运六气”为例，“天五地六”和“十一而天地之道毕”构成了其底层的基本架构。而根据物候的基本原则，“五运六气”能够与医经“顺、逆、应、变”的四时法相互对应，甚至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医学阴阳合历。人类生命也有相应的“历法”，或者说身体的时间系统。这种以“六”为数的思想，反映出先民对物候规律的系统性梳理和创造性总结。这是对自先秦以来传统的以“十二”“六”为天数思想的新诠，也是更接近其本质表达的科学分析。

　　结合出土文献对各类时间系统构建的过程和结构性生成逻辑进行分析，有利于对早期时间秩序“重瓣花朵”型起源模式的研究。严文明先生用“重瓣花朵”理论揭示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模式，强调了中原文化区的核心地位和向心结构，为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性提供了重要视角。各类早期时间秩序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制度体现，也符合这一规律。根据时间秩序制定参照物的不同，划分太阳历、太阴历、星历、物候历等几类系统。早期时间系统的产生是多源并起的，各系统既有交叉，也有重合。在发展中形成了时令、月令、节气时间秩序的“重瓣花朵”结构。至秦汉“大一统”阶段彻底完成各类时间秩序的融合统一，形成了稳定的以太阳历和太阴历双核心的向心结构，产生了相对应的王制时间（如“月令”）和民时（二十四节气）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早期时间系统相关出土文献主要有哪几类？这几类文献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汇编和研究，对于早期时间系统研究有什么作用？

　　夏虞南：从文献性质出发，可将中国早期时间系统相关出土文献大致分为三类：（1）时令文献：常与“四时”“五时”相搭配，与季节有关，典型如《尚书·尧典》、清华简《四时》、银雀山汉简《迎四时》等。（2）月令文献：包括《诗·七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具备“以月系事”特征的文献。（3）节气文献：如《逸周书·时训》《管子·幼官》《幼官图》等，包括《四民月令》《周髀算经》等月令与节气相结合的传世文献，以及以清华简《四时》、北大汉简《节》等为代表的战国秦汉节气类出土文献。此外，还存在一类节纲文献和一类历书文献。

　　以上几类文献存在交叉或混生的状态，需要对文献中所反映的时间系统进行逐层剥离，即判断同一文献中反映出哪一种或者哪几种不同的时间系统。譬如，“四时”是早期时间系统的基础，明显的“四时”系统易于判断，但在同一文献中时令、月令、节气类文献有相互混杂的情况，则需要厘清不同系统的来源和相互影响的过程，甚至还需要注意到同一时期同一地域存在不同类型的时间系统。

　　当然，要解决早期时间系统的成形问题，还要对相关文献进行汇编、集释和深入研究，除了结合天文历法学和天文考古学对甲骨、金文、简牍帛书进行系统化整理外，还需要结合一些镜铭、碑铭、敦煌文献的侧证，爬梳出各时间系统形成史源。此外，要对大量新出文献和《逸周书》《吕纪》等传世文献中的月令、节气类材料释读和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改变传统的以“月令”为主导的早期时间系统的研究，开辟新的研究视角。事实上，各类形态的太阳历对中国早期时间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它通过观察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变化来划分时节、季节和年份，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时间依据，同时也是中国时间系统的核心。但传统研究对中国早期太阳历的形成过程研究不足，对文献中太阳历的性质辨识不清楚，加之缺少新出材料的印证，往往局限于讨论民族学意义上的太阳历。通过我们的研究，相信能够推进对这些问题的解决。

　　早期时间系统的构建与文献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报》：看太阳、看月亮、看星星、看物候等都是先民们以“观天察地”的方式，了解早期时间秩序的直观路径。请您结合出土文献，详细分析这几种方式对早期时间系统建构的影响？

　　夏虞南：中国时间秩序的形成离不开“观天察地”的传统，这些传统逐渐精确化、系统化一直影响着中国早期时间系统的形成。

　　首先，明确分至与四方时空概念的形成过程都借助于对太阳视运动等太阳周期性活动的直接观测。可以说“太阳历”是中国早期时间系统的核心和关键。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测定与东、南、西、北四方观的形成密不可分，时空的同时是结果和规律性的总结，但分至的测量与四方观的形成是相辅相成的。分至四时与殷代四方神祇有关，而四方神名的本义即表示二分二至昼夜长度的均齐短长，可以说甲骨卜辞记载的四方风则是分至四时的一种物候象征。理解分至四时与上古先民对空间的认识关系，才能够理解原始时间秩序的构建基础。此外，原始历法的形成和对“四仲中星”的观测监察标志着人们在从事农业生产和社会活动时可以不必依靠直觉，已经形成了《尚书·尧典》中相对明确、清晰的表达，这与《山海经》等早期经典的记载也不谋而合。时间秩序的制定，意味着先民们对所处的时空已经有了成熟而全面的认识，对四时早晚，轮流更替有了更加合理的解释。

　　分至四时还是节气系统形成的中绳。二十四节气的形成是围绕太阳视运动周期规律展开的，可以说是古人看太阳而总结的时间规律，并与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完整的时间秩序。四时十二月令与二十四节气的配伍方式在秦汉大一统的背景和“太初改历”的契机下，获得了极大的推广，并长期服务于社会生产生活。二十四节气的正式定型宣告了四时五行令等“政治历”退出历史舞台，它不仅是“大一统”的杰出作品，又具备了怀柔民时的独特性，是典型的中国时间秩序。

　　伴随着四时观念越发清晰，十二月的时间系统形成了相关的十二月神、十二月物候，甚至形成了系统的物候观念，并在秦汉之际与政令结合，形成了重要的“月令”系统。西汉初年，齐地流行着标准的“四时十二月令”的时间系统，而更早的十二月令，始见于长沙子弹库帛书记载的一年十二个月的物候历月名，其周围的十二神像是方位、季节崇拜的神祇体系与物候历动物崇拜的神祇体系综合的产物。但这类带有月名的时间系统到底属于太阳历还是所谓的阴阳合历是需要重新研判的。战国时期，诸子对十二月令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并遵循了将天、地、人秩序放在同一宇宙框架中的原则，事实上是对君王政治治理的指导。依月行事亦是对整个时间系统的生产生活和政治调适。诸子总结过往经验，不断思考天人关系，糅合了各类学说，整饬旧典，形成了诸多的“月令”类文献，推动了“月令”系统的不断发展，并形成了系统而完善的图式体系。“月令”在秦汉时期由诸子百家之言，上升到经学的地位，并不断被赋予新的职责、作用和政治功能。

　　对星星的观测也是时空同时的，天空所见的星宿被古代的天象观测者和天文学家们划分为二十八星区，成为时空相应的典型坐标——二十八星宿。中国是二十八星宿的起源地，从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看，二十八星宿的起源无疑应早于公元前5世纪，二十八星宿的起源是否缘于对“四仲中星”的延续，还是存在其他的来源，借助于新材料，这些问题都将得到更为彻底的解决。例如，陕西靖边县渠树壕汉代墓群考古最新成果包括了墓室里绘制的二十八星宿在内的星空图和黄道图，将增进我们对两汉二十八星宿体系的重新认识。曾侯乙墓为代表的战国时期楚地天文传统的星宿体系并未明确与四象、四宫建立联系，而渠树壕汉墓壁画是中国考古首次发现的二十八星宿具有星形、星数、图像、题名四要素的天文星象图，表明在东汉时期，二十八星宿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且具有较高的官方性和系统性。

　　以文献记载所见的物候观察起源很早，《夏小正》就属于早期相对完整的物候历，李学勤先生认为《夏小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甚至夏代。以云为例，甲骨卜辞中已经存在“二云”“三云”“四云”等说法，殷人已经对云产生了祭祀的行为，殷人的自然观中有着“云神”概念，与殷人常见的祭祀对象山川河岳一样，拥有神灵属性。殷人对云的祭祀和对风、雨的占卜虽有类似的共性，但风、雨、云、雪皆属常见的天气现象，殷人祭祀云，却不祭祀雨，殷人向上帝等神灵祭祀而求雨，这说明对两者的态度是存在差别的。殷人对云的观察还包括对其形态、浓淡、颜色的概括，祭祀云神甚至会贯穿殷人的一年，了解殷人一年的云祭规律，也有助于掌握殷人对于季节的分别，以及帮助我们判断殷人到底用十月历还是十二月历。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长期观测日影、月影、星象以及感知时间和物候，我国先民逐渐形成对节气的划分，并建立了稳定且长期适用的时间系统二十四节气。这反映出了我国先民怎样的思想观念？

　　夏虞南：二十四节气所反映先民们的思想观念至少存在以下三点。

　　其一，不违农时，应节而动。根据《左传》襄公七年和杜预注“启蛰，夏正建寅之月，耕谓春分”记载，依夏正，夏历建寅，春分之时应以春耕。“一年之计”即春之日，农时应时是传统农耕民族和农业大国的时令自觉。《夏小正》中还记载了春耕前的各种准备，比如“正月，农纬厥耒”，整理农具；“初岁祭耒”检查农具，为铲除杂草准备春耕；“农率均田”要求农人按时整理田亩等。可见，春日耕作需要筹谋规划，应时而动已经成为人们对春种的共识。

　　其二，动静以时，避灾迎嘉。商人已将风、雨、雷、雹、虹等天象与吉凶占测联系，周人认为农事、祭祀、军事等社会活动的灾祥都与天象、气候直接相关。战国秦汉之间因阴阳五行学说发展盛行，动静须应时的思想对人类活动有了更多层面的指导。譬如，银雀山汉简《不时之应》直接强调，若不依四时而动，则会导致“丧”“见血兵”“乱”等与农事、自然无关，而近人祸的灾异现象产生。早期政令只用于禁止不应时行为，但先民创造性地以礼乐配合时令、月令、节令进行约束，以达到“避灾迎嘉”的目的。

　　“避灾迎嘉”是先民们对岁时生活的美好期待，这与认识节气、总结时间秩序几乎是同步产生的。早期节日与祭祀、庆祝活动相关，某些时间节点的固定通常依赖于相对明显的自然标志，因而岁时节日的形成与自然界的变化、人的生产活动相伴而生。由此，节气系统为精确地认知时间和服务生产、生活提供了可能。由新出文献的日常记录可知，“腊”“社”“寒食”等岁时节日，与立春、清明等节气时间相近，节俗相关。这些古已有之的传统节俗与二十四节气共同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岁时文化，在古代中国的历史时期已经存在并发挥了根本的作用。

　　其三，四时分明，赏罚有时。“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是四时节令的大原则。例如，《月令》《吕氏春秋·孟春纪》《淮南子·时则》等文献中均有论述，并皆言春不当刑罚，人君应顺应四时自然，而非更改节气寒温，逆行赏罚。此外，《吕氏春秋》强调冬至所在之月是阴阳相争的时间，需要安形静欲，所谓“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斋戒，处必弇，身欲宁，去声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这与马王堆帛书《十问》记录的“食气有禁”的四时原则相吻合。由此可见，依据四时行事不仅是政令要求，还对个人的生活指导有重要意义，这是先民根据时间规律进行的深刻总结。

　　节气作为经典的中国时间范式，所反映的岁时文化的历史发展及背后蕴藏的古人思想世界、宇宙图式都对东亚文化圈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如在中国虽已佚失、但传入日本被辑录保存的古代岁时著作《十节记》中保存了许多隋唐以前重要的古代岁时传说。中国的节气观及岁时节令系统影响着东亚、东南亚文化圈的文明交流，甚至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活动应时而动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智慧于无形中传遍世界各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之前专门做过出土文献视域下的二十四节气研究，并出版了《出土文献视野下的二十四节气探源》专著。在这本专著中，您结合出土文献对各类节气材料进行了整理、释读和结构性的研究。请问您在研究中有何新发现？这对中国早期时间系统的建构有何重要影响？

　　夏虞南：二十四节气属太阳历，与早期农业生产生活直接相关，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新出材料对早期农时制度的完善和补充有重要价值。譬如，根据新出文献北大汉简《阴阳家言》所保留的“秋食金燧”制度，重考“改火”的时间和季节属性，“改火”“禁火”与四时划分和一年的周期循环、农事的耕作直接相关，出土文献直接印证“改火”应属四时常制。秋季与春季、夏至和冬至的“改火”时间与不同地域的时令有关。这是对《周礼》“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和《逸周书·月令》佚文“秋取柞楢之火”记载的重要补充。

　　中国时间系统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院还有哪些学者从事出土文献与中国早期天文历法或时间秩序的相关研究？

　　夏虞南：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国天文历法学研究和早期时间秩序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例如，古代史研究所的常玉芝、考古研究所的冯时、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副编审刘未沫等学者在关注天文历法科学性的同时，还注重研究政治、文化等社会活动中人对制度设计的主观能动性等相关问题。

　　常玉芝先生长期致力于甲骨文、商代史以及天文历法的研究，她的代表作《殷商历法研究》是系统研究商代历法的首部专著，全面探讨了殷代的历日、历月和历年等问题，不仅是研究甲骨学的重要参考书，对于认识殷商历法、时间系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冯时先生对早期时间秩序研究深入，不仅推动了中国天文考古学的发展，还为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演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他通过考古资料、古文字和古文献资料的综合研究建立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将中国天文考古学有确证可考的历史从过去的公元前1000年提前至公元前4500年，并指出中国古代的时间观念和历法体系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

　　刘未沫先生以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为中心进行分析，并揭示了早期中国时间系统形成逻辑的复杂性和有序性，强调了空间与时间的关系、周期性时间的优先性、数理与图像的结合，以及宇宙生成的模型化和式图的作用。

　　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早期中国思维中的时间观念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深化早期时间系统的成形提供了重要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介绍一下，当前国内外在早期时间系统研究方面的现状。

　　夏虞南：自20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中国早期时间秩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尤其在天文学、历史学、考古学上，众多新出文献为我国早期时间秩序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和新方向。当前我国学者对早期时间系统这一领域的研究丰富且深入，从研究内容层面来看大致可分为五类：1.利用考古学材料进行的时间秩序研究，主要集中于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学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等对濮阳西水坡四象与星象关系的辩证，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武家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等对陶寺等观象台测定日影、节气测拟的讨论。2.利用甲骨卜辞进行的时间秩序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天象记录、纪历方法的研究以及对时间指示字、词的考释。3.利用金文材料进行的时间秩序研究，主要围绕月相、月首展开，包括王国维、李学勤等学者对生霸、死霸与月相纪时关系的讨论等。4.利用简帛材料进行的时间秩序研究，集中于以出土简牍研究历书所载的纪历方法、节气、月令信息。5.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晓峰、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小稳等学者根据传世文献和其他新出材料对时令、月令、节气进行分析。

　　海外学界以英国学者李约瑟、汉学家班大为等为代表，他们在研究早期天文历法和时间系统上多有建树，但是他们的研究内容多不涉及对时令、节气系统的讨论。从研究视角和具体方法上看，中国学者对早期时间系统的研究更为全面和深入。当然，这项研究应该立足于对基础文献材料的解读，并融汇多学科研究方法，进一步对早期时间系统的形成进行深入考察，并与各国学者进行对话和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社科院青年学者，您在研究中得到了院里哪些支持？未来，您计划如何发挥好社科院青年学者的时代担当，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力量？

　　夏虞南：文献收集和梳理工作繁琐细碎且耗时较长，这项研究还有诸多需要补充和深入挖掘的问题。自2022年博士毕业，我获得国家资助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充分获得了院科研局和所科研处以及古代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中国历史研究院甲骨科技分析实验室、合作导师、研究同仁的帮助与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贯强调青年学者的时代责任和使命。我个人有幸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十四五”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编纂项目（原始社会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科技分析实验室孵化项目等部分工作。这些工作，帮助和促使我尝试将实证分析和历史理论具体结合，并锻炼和加强了我对历史学科基础理论与应用对策的研究学习。

　　康有为《大同书》云：“其理之精奥伟大者其名高，其事之切实益人者其实厚。”学术研究本质应要兼顾解析义理和有益大众，我希望能努力追求这种学术性与应用性的融合，能够更好地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