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

　　我国考古学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不仅反映了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国历史、创造中华文化的历程，也为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科学基础。人骨考古学通过利用骨骼形态学、统计学、分子生物学、骨化学等领域的分析方法，系统分析研究古代人类骨骼遗骸，为诠释古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健康状态、社会结构、迁徙交流以及与环境的互动提供直接证据，不仅能够为阐释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提供重要实证，还能够加深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理解，不断增强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联结，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和民族观。

　　我国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东通燕幽，南接晋陕，西傍黄河，北依阴山。大量考古学研究表明该地区拥有着繁荣的史前文化。进入青铜时代，以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为代表的朱开沟文化、呼和浩特清水河县西岔遗址为代表的西岔文化先后登上历史舞台，搭建起该地区青铜文化发展序列。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这一地区开始出现不同类型考古学文化遗物共存于同一墓葬中的现象，例如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西麻青遗址，不仅发现了西周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还出土了北方系青铜文化风格的铜带扣、耳饰等，为探讨该地区不同人群提供了新的线索。随着周王室势力日渐衰微，中原诸国纷纷扩土开疆角逐霸业，与此同时，生活在内蒙古中南部以北草原地带的北方部族 （以下简称“北方部族”）也开始觊觎这一区域。为阻止北方部族南下的步伐，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并置“云中郡”来巩固疆土，与雁门郡、代郡共同防御北方部族的侵扰，并大规模迁民于阴山南麓，使得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成为中原王朝对抗北方部族的缓冲地带。正如《汉书·地理志》所载“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经考古调查发掘，呼和浩特市的土城子古城遗址外围发现的1023座战国晚期墓葬，大部分出土遗物带有典型的赵文化因素，有学者推测这些墓葬的主人是赵国北迁戍民。

　　吉林大学教授朱泓提出，先秦时期分布在内蒙古长城地带，即今内蒙古中南部到晋北、冀北等长城沿线的“高颅窄面，面部扁平”的“古华北类型”先民，应是该区域内最主要的原住民。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庙子沟遗址采集的人骨标本则代表了这一人群早期的颅面形态特征。以往的人骨考古学研究表明，东周时期之前，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寨子塔、朱开沟、西岔、西麻青等遗址中，除“古华北类型”颅面形态特征居民之外，还存在着大量来自黄河中下游地区“古中原类型”颅面形态特征的居民，两类人群交替分布，他们是这一地区灿烂青铜文化的缔造者与传承者。

　　自春秋晚期开始，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人群构成便逐步走向多元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阳畔、新店子、崞县窑子等“古蒙古高原类型”颅面形态特征的北方部族人群的南下打破了原有“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两类人群共存的局面，并按下了该地区不同类型人群融合的快进键。吉林大学教授张全超认为，在以新店子墓地为代表的“古蒙古高原类型”居民出现的一个时段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以及主要生业模式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在考古学文化方面，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开始出现长城地带东西段的文化因素。吉林大学教授林沄认为，这是继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大规模传播后，再一次出现的文化融合的表现。中原政权为抵御这些南下北方部族的侵扰，从中原腹地迁来了具有“古中原类型”颅面形态特征的戍民，他们便是长眠于土城子、将军沟墓地的先民。与该地区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毛饮合并B组、忻州窑子B组为代表的“古中原类型”先民不同，这些具有明显戍民性质的“古中原类型”先民集中出现在战国中晚期，与史料记载的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迁民于阴山南麓”有关。

　　历史上的人群“融合”绝不仅是如同毛庆沟、饮牛沟、忻州窑子先民一样，不同人种类型的居民使用共同的墓地，更多的应该是基因融合后带来的颅面形态特征的复杂化，如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西黑岱、纳林套海汉代居民表现出的近似“古蒙古高原类型、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混合的颅面形态，或是像沙金套海汉代居民一样，虽然主体为先秦时期“古中原类型”后代，但也呈现出混有“古蒙古高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居民的颅面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混合人群的时代上限均为汉代。笔者通过对该地区东周时期出土人骨的整合性研究发现，其实早在战国时期该地区已经出现了不同人种类型的混合，一种是崞县窑子墓地中“古蒙古高原类型”北方部族男性与当地“古华北类型”原住民女性的“结合”，另一种是大堡山、店里墓地“古中原类型”居民与不同人群，特别是“古华北类型”原住民人群之间的“融合”。而后一种“融合”，因缺少低颅阔面结合扁平面部的“古蒙古高原类型”颅面形态特征的显著贡献，且“古中原类型”与“古华北类型”的颅型特征几乎相同，仅在面部扁平度、眶型与鼻型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常常被研究者忽略。而对大堡山墓地开展的古DNA研究也证实了战国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已经出现了原住民与中原移民多代基因交流。

　　北方部族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定居，势必会引发中原政权的警惕，燕、赵、秦等国纷纷“筑长城以拒胡”。历经了300多年的时间，中原政权最终实现了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控制和治理。“古蒙古高原类型”人群在战国中期以后就基本上在该地区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再没有发现典型遗存。中原政权采用怀柔策略，通过政治、通婚等多种形式促成与当地原住民的联盟。如战国中晚期的大堡山、店里墓地古代男性居民或是赵国戍民与当地原住民通婚的后裔。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和科技的崛起，更是文化和精神的复兴。在这一过程中，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有效应对挑战，为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提供重要的思想保证。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系统性、基础性工程，不仅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各族人民共同的责任和使命。对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不同颅面形态特征人群开展人骨考古学研究，证实了该地区不同人群在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充分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特别是战国中晚期该地区农牧经济人群的梯度性互动与动态融合过程，更是体现了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并最终发展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发展的重要基因，这些研究不仅为宣传阐释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制以及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提供重要实证，也进一步夯实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