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中军（近代史研究所）
抗战史观是二战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坚持正确的抗战史观，就是坚持正确的二战史观。批驳错误的二战史观，同样需要以正确的抗战史观为基础。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一基本定位是理解和坚持正确的抗战史观、二战史观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简称“近代史所”）一路从延安走来，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和引领者。从延安时期开始，近代史所前辈学人就以弘扬正确的抗战史观、二战史观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经历过抗日战争洗礼的前辈学人，在战争时期是“学者型战士”，投入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贡献了智慧和热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战士型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研究二战历史，批驳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
批驳错误思潮 敢于学术亮剑
近代史所的前身可追溯至延安马列学院的历史研究室，在抗日战争期间，范文澜等前辈学人开始谋划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框架，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前辈学人在进行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的同时，还从不同的国别和领域切入抗日战争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之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关于抗战的研究集中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集中于国别史研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成为经济大国， 在此背景下，有一股势力试图否认、美化日本侵略中国以及亚洲各国的历史。1982年，日本右翼在国内挑起第一次教科书事件，日本文部省要求当年出版的一本教科书删除侵略华北之类的表述，用“进出”代替“侵略”。此种试图为军国主义开脱的行为，严重伤害了亚洲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近代史所刘大年时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执行主席，特别组织并主持了在京史学家座谈会。近代史所率先发声，积聚学界力量，提出系统研究抗战史，批驳错误史观。
1989年2月，日本首相竹下登为昭和天皇开脱战争责任，为日本侵华辩护。当年2月20日，刘大年公开批判日本当局在侵华战争性质问题上的倒退。1994年5月3日，日本法务相永野茂门在接受《每日新闻》记者采访时，公开发表否认日本侵略和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时任近代史所所长张海鹏邀请刘大年、戴逸、齐世荣、丁守和等组织了《驳永野茂门》的一组笔谈，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笔谈从不同的角度驳斥了永野茂门的军国主义言论。
在批驳军国主义言论的同时，近代史所学人还注重纠正学界一些不够严谨的学术观点，引领抗日战争史学科在科学规范的学术道路上发展。在日本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上，张振鹍认为昭和天皇的《独白录》把发动战争的责任一概推给军部和政府，为自己进行辩解，“对日本长期侵略中国没有流露出一点愧意、歉意或反省之意”。1995年，张振鹍曾呼吁不要再说抗战胜利是“惨胜”。针对2002年流行于中国台湾地区的《日中战争——“中国八年抗战”掩蔽的真相》一书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开脱，把战争责任归咎于中国的错误观点，张振鹍著文反驳，批评其为“拙劣的诡辩”。近代史所的最新研究系统梳理了日本种种试图否认、美化侵华战争的主要错误史观，认为自战后至今，“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殖民统治有益论”“侵略有理论”等论调散见于日本各类著述中，“反对东京审判史观”“自由主义史观”尤因披着学术的外衣而具有迷惑性。总体而言，可以概括为“三种论调、两种史观”。
开创“一会一刊”研究格局
在批驳日本右翼思潮的过程中，为传播正确的抗战史观、二战史观，让人们永远铭记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近代史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擘画了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蓝图。
1984年4月，时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友渔致函近代史所刘大年，协商筹建抗日战争纪念馆。刘大年认为，这是“一件关系振奋民族精神的带有关键性的事”，“现在不办，后人甚至会责备我们”，建议在宛平城修建抗日战争纪念馆。1987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落成于京西卢沟桥畔，目前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的标志性场所。
1990年10月，刘大年向国务院建议，成立“抗日战争研究学会”，并筹办《抗日战争研究》杂志。刘大年认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日本国内的旧势力仍然坚持军国主义思想，企图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翻案”。刘大年还表示，“我们这些当初投身抗日战场的青年，今已白发苍苍”，“回顾那段历史，深感自己应抓紧时间，尽一份责任”。
1991年1月23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刘大年当选为会长；同年9月，《抗日战争研究》创刊。抗日战争史学会的建立和《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开创了中国学界“一会一刊”研究抗日战争史的格局。自此之后，批驳错误抗战史观、二战史观就有了专门的学术组织和发表阵地。近代史所为此所作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201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决定，近代史所设立抗日战争史研究室，进一步加强了近代史所的抗日战争史研究。
发出历史正声 引领学术研究
在批驳错误史观、创办学会及杂志的过程中，近代史所学人通过精深客观的研究与国内外学术界保持多渠道全方位的交流，引领抗战史研究。
1985年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刘大年率领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出席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齐世荣代表中国历史学家作了《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大会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战场的贡献及其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7年，近代史所与日本学界共同举办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由刘大年率中国史学家代表团赴日参会。讨论会闭幕后，刘大年在日本学术振兴会举办的招待会上发言提出，尽管参会学者的题目各不相同，但大家均认同一个基本事实，即围绕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关系和战争，是日本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抵抗。此次中日学术讨论会的成果最后结集出版，即《中日学者对谈录——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文集》。
1991年9月，抗日战争史学会联合东北有关机构合作举办“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刘大年致开幕词，胡乔木给讨论会发来贺电并指出，中国人民自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抗日斗争，是全民族的觉醒和奋起。1992年，由张振鹍、沈予主持编著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出版。《日本侵华七十年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第一部研究日本侵华史的学术专著。该书围绕“近代中日两国关系中日本的侵略与中国的反侵略斗争”，系统叙述了日本侵华的全部过程，论述了日本武力征服中国及其最后失败的历史进程。
1994年，刘大年、白介夫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出版，该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抗日战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处于枢纽位置。1997年，《抗日战争》资料集出版，极大地丰富了抗日战争研究的基础史料。199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中日双方决定合作开展中日历史研究。为统筹全国中日历史研究力量，国务院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与日本进行合作研究的窗口，成立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近代史所名誉所长刘大年为中心专家委员会首任召集人。
国务院委托近代史所进行“中日共同历史研究”。2001—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接连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极度恶化，两国间历史问题愈发突出。2006年9月，安倍晋三继任首相，为缓和中日关系，提出两国开展共同历史研究。两国领导人就启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达成共识。当年11月，两国外长会谈时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实施框架达成协议，确定基于《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及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由近代史所负责，日方由外务省国际问题研究所承担。
2015年8月，《人民日报》专访近代史所学者，围绕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这两大主题，步平、夏春涛进行了深入的学理阐释。2019年，步平、王建朗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8卷本）出版。该书深入考察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艰难历程，全面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及社会状况，是迄今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最大规模、最具权威性的综合性研究专著。
二战结束80年来，试图歪曲侵略历史的声音不时出现。近代史所对于正确抗战史观、二战史观的弘扬已经为社会各界所接受。每逢试图美化、否认日本侵略的抗战史观、二战史观出现，近代史所学人均以精深客观的学术研究予以批驳，传播正确的历史观念。展望未来，近代史所将继续依托“一会一刊”，广泛联络海内外学界，召集纪念抗战胜利的会议，发表相关研究成果，继续将自身建设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重镇、批驳错误抗战史观的旗阵、向世界传播正确抗战史观的高端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