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发展概念和实践在经历了70多年的变迁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开始了从西方和北方国家主导到南方国家分量和作用加重的演变。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中国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国际发展合作由来

　　国际发展的概念和主要推动力来源于二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布局，受到包括帝国主义、人道主义、传教士文化以及人权主义等多重影响。当时的国际发展及国际援助的共通处在于其单向性，即发展的概念和发展援助的资金多是自北方流向南方，基本特征是北强南弱，基本理论依据是用发达国家的资源、经验和方式“替代”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与“缺失”。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快速建制和标准制定，在全球形成了一整套以“国际发展”为名的体制机制，这些机制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合组织等多边机构，也包括美、日及欧洲各国的双边国际发展部门，共同形成了全球性的“国际发展援助机制”（international aid regime）。这些机制通过审核各方的援助活动，制定国际发展主题、政策方针和援助标准，开展国际发展领域的研究并发布相关数据和研究成果，主导了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话语权。

　　在国际发展合作话语体系中，“官方发展援助”（ODA）是关键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根据各国来自“官方的”“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福利的”“有确定优惠度的（即至少达到25%赠予成分）”援款数额及投向和方式，评判国际发展合作政策。1969年的联合国《皮尔森报告》也是根据上述标准提出，到1975年将“官方发展援助”提升到占援助国国民收入0.7%的目标。

　　国际发展援助体制在不同年代提出过不同的指导性概念，如20世纪70年代的“人的基本需求”、80年代的“生存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等，还提出过许多具体的指标，例如“降低妇婴死亡率”“人均日收入”“性别平等”等。但是由于国际发展援助背后的政治势力十分强大，因此，发展的主题往往带有援助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如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发展议题并非“生存计划”和“可持续发展”，而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自由化”。

　　国际发展合作释放的大量市场力量不仅对国际发展事业影响深远，产生了一批成功的新兴经济体和一批深陷国际债务的国家，而且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冷战结束后，国际发展合作进一步转向政治化，产生了“良治”“民主化”和“人权”等一系列新的口号、标准和先决条件。

　　南南合作与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观

　　进入21世纪，以国际发展援助衡量国际发展的方式受到了质疑。人们开始用援助与发展之间的关联度来评判国际发展合作的成败，发现传统的有关国际发展的定义过于狭窄，对于国际发展资源的认识过于偏颇等问题，产生了关于“援助有效性”还是“发展有效性”的讨论。这一变化的重要背景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虽然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南方国家的发展援助拨款没有系统的统计，但是根据不完全估算，2006年非经济组织发援会的南方捐助者提供了全球发展援助总量的9.8%，这些发展援助款有近50%是通过多边和区域组织捐助的，约占这些组织接受援助款总额的18%。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援助展现出形式多样、发展效果明显等特征，这些发展活动被称为南南合作。

　　随着南南合作的迅速发展，国际发展援助领域里的南北话语权重也发生了变化。经合组织继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官方支持总额”（TOSSD）的新概念，用以充实使用了数十年之久的、狭义的官方发展援助概念。2015年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届会议上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更是对发展议程和发展筹资进行了拓展性的定义。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指出，发展中国家以共享知识、技能、专家和资源的方式实现其发展目标，而这种共享的基础和前提是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的发展，奉行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互利互惠原则。这是对国际发展观的重要补充。其中，中国影响力远远不限于对全球减贫事业作出的贡献，而更多地表现在对发展原则的坚守和对发展经验的贡献上。

　　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并主持由中国和联合国共同举办的南南合作圆桌会。他在系统阐述中国发展合作观时指出：“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伟大创举，是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团结互助的合作，帮助我们开辟出一条崭新的发展繁荣之路。”习近平主席的阐述包含的要点有：一是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独立作为发展的基础；二是各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制定发展战略；三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应当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合作、互利互惠；四是在互利合作中注重先义后利，照顾弱小国家和有特殊需要的国家（如小岛国）；五是国际发展合作应采取优势互补、互通有无的方式，不应单方面追求利益最大化和你输我赢；六是精干务实，做好示范项目。这样的国际发展观不仅全面论证了南南合作的性质和方式，而且充实了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

　　2021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重要讲话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这一倡议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50多个国家加入了中方在联合国平台成立的“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2022年以来，习近平主席继续推进全球层面的国际发展合作，在6月22—24日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等重要场合系统阐述中国对国际发展问题的立场，根据新的国际形势，突出了三个重点：一是要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推动促进发展的国际政治共识，提出“只有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人权才有基础”；二是阐明了发展的开放性质，提倡全球的发展伙伴关系和南北方相向而行，批判了保护主义，提出了“金砖+”方案；三是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促进经济复苏”和“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25项内容和含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数字时代互联互通8个领域的32项举措的成果清单。此外，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中国将把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并在30亿美元基础上增资10亿美元，表现出中国对国际发展的坚定承诺。

　　综上，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合作在二战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面临与真实的发展实践相脱节的困境。而以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为代表的南南合作，不仅提高了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占比，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整套有别于西方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并且经过实践检验是有成效的。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15年以来，中国不断推动国际发展理论的更新和国际发展合作经验的分享，不仅充实了南南合作的理论和实践，而且使其成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