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院历史学部专业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为本科生开设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秦汉史专题”，为该课程负责人，并担任历史学院本科生学业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史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长，中国地名遗产文化保护促进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史学科评审组组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等职。
秦扫六合，汉并天下，开启了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大一统王朝的序章。秦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时期，疆域辽阔，政治稳重，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秦汉史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卜宪群深耕秦汉史研究多年，并于今年9月20日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日，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承担更多更重学术责任
埋首简帛冷门绝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祝贺您当选学部委员！作为新当选的学部委员，对于这一新身份，您是如何看待的？
卜宪群：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学术称号，其选举评审程序严格，既有广泛的民主性，又有高度的集中性，能够获得这一殊荣当然是我的荣幸。但是，正如高翔院长颁给我的证书上所写的那样，学部委员是“院党组直接掌握的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一支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的科研领军力量”，担任学部委员后，我将按照院党组要求，承担起更多更重的学术与咨询责任，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为落实院党组“三项共识”要求，以及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具体部署贡献微薄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最初是从事魏晋南北朝研究，后来因何将研究重心转到秦汉史及简帛学研究？
卜宪群：是的。我硕士阶段在安徽师范大学跟随万绳楠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史。万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努力学习唯物史观，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我跟随万先生学习受益良多，他是我进入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领路人。在他的指导下，我很热爱魏晋南北朝史，也写过一些论著文章。我毕业后到安徽大学历史系工作，从事“史学概论”这门课的教学工作，1987年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室跟随蒋大椿先生进修史学理论。理论学习的增长，使我对中国古代更长时段的历史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又将方向转到秦汉史，199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跟随林甘泉先生学习秦汉史。硕士阶段我主要研究的是政治史，后来也基本延续了这一方向，并继续向先秦史延伸。研究断代史强调前后联系，但我则一直是向前追溯。
至于我对简帛学研究的重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简帛的大量出现。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量的简帛材料不断出土，涵盖了从战国到魏晋各个历史时期，反映了这些时期历史的方方面面。我读博士的历史系和后来工作的历史所，很多先生都是这些简帛的整理者或再整理者，如张政烺、李学勤、谢桂华等。受他们的影响，我对学习研究简帛产生了很大兴趣。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简帛研究中心，后又创办《简帛研究》杂志，我也一直参与其中的工作，并曾经担任过中心主任和刊物主编，这也迫使我花费更多精力关注简帛研究。二是简帛的重要性。1994年底，我写完博士论文初稿后，谢桂华先生给我介绍了很多可以增补的简帛资料，更加开阔了我的视野，也更加推动了我在研究中对简帛材料运用的重视。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简帛几乎已经成为所有秦汉史研究者必备的资料，我在研究中当然应高度重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并重是今天秦汉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多年来，围绕简帛学学科理论、简帛文书分类、简帛与乡里社会治理等，我也撰写了一些文章，而各类简帛则是我自己学术研究、指导学生学习必读的基本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从2010年开始担任古代史研究所所长，近期刚刚卸任。在这十多年间，您是如何平衡管理工作与学术研究的？
卜宪群：我在所长的岗位上工作时间比较长，加上很长时间所里的班子配备又不齐，管理任务是比较繁重的，的确占用了我很多学术研究时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主要从两方面做努力：一是努力挤出时间。比如我随身携带电脑，把所有空出来的时间都尽量用到写作上去，能写一点就写一点，能写哪个方面就写哪个方面，积少成多。再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完成中央和院党组交给我的理论与现实性任务的同时，我撰写的理论文章有70多篇，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历史观》《与领导干部谈历史》《新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等多部论著，在学界与社会上都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这都与平时注重积累、不虚度时间、不放弃任何思考的机会有关。二是努力关注专业理论前沿性问题。我不可能像别的同志那样全身心投入业务，也不能系统阅读大量新的材料，于是就集中精力在一些理论前沿性问题上加强思考。担任所长以来，我围绕秦汉国家形态与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地图学史》翻译工程等，这些工作都获得了学界很好的评价，获得了不少表彰。我相信一句话：所有的努力都会有回报。
探索古代治国理政智慧
汲取地方治理有益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19日、2014年10月13日、2018年11月26日，中央政治局分别就“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中国历史上的吏治”进行集体学习，您分别就这些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这部分内容被汇编入《与领导干部谈历史》一书。在您看来，学习历史对于领导干部开展工作有何裨益？
卜宪群：2011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的重要讲话。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培养领导干部历史学习、历史借鉴、历史思维能力，重视汲取治国理政的历史智慧，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转化创新，重视中国特色历史学科、考古学科建设，所以历史考古相关主题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占有很大分量。
在我看来，学习历史对于领导干部开展工作十分重要，大体来说有三点：一是有助于深入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认识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二是有助于掌握治国理政的历史智慧。领导干部可以从历史中学习治国理政的智慧。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历史学习、历史认识、历史借鉴的民族。数千年来，史学家用丰富的史学体裁与经世致用的精神，记录传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如重视民本、德主刑辅、选贤任能、严格吏治、通晓民情、天下一家、天人合一等治理制度与思想体系，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领导干部可以从中获得宝贵的为政经验。三是有助于科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领导干部学历史，首先是要学习唯物史观，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自古以来，历史学就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职责。求“变”，就是探究历史事实，寻求历史规律，更好地掌握历史发展方向，掌握历史主动，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对领导干部来说，掌握唯物史观原理很重要，这不仅对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特殊性可以有科学认识，更可以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必然性有充分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您的论文《秦汉乡里社会演变与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荣获了北京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请结合您的研究谈一下，秦汉时期地方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治理有何启示？
卜宪群：今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秦汉乡里社会演变与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一文，获得北京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这是大家对我多年来研究秦汉基层社会的一种肯定。乡里（村）治理始终是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史学界长期以来十分关注的问题。秦汉作为中国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的开端，尤为重视乡里治理的制度建设与创新，这在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中均有十分丰富具体的内容，相关研究也日渐深入，成果丰厚。但是，如何从宏观上和理论上把握秦汉乡里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特别是从长时段的角度总结其历史经验与教训，仍有进一步的推进空间。十几年来，我撰写了一系列从微观上入手、长时段观察、宏观理论上把握的秦汉地方治理论文，涉及“治理”的历史内涵，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国家地方行政机构设置的原因、职能与性质，地方行政文书的运转，乡里日常社会秩序与行政关系，乡里舆论与国家秩序的互动关系，乡里社会流动与社会势力控制等问题，产生了较好影响。其中《乡论与秩序：先秦至汉魏乡里舆论与国家关系的历史考察》一文，还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简单地说，我的研究结论是：强大的中央集权是秦汉地方治理的关键。中央集权强，地方治理好；中央集权衰，地方治理乱，这是一条历史经验。这一认识对于我们今天仍有着深刻启示，对我们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来说，在地方治理上，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持政令畅通，绝不能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况。同时也要汲取历史上地方治理的有益经验，并根据地方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变化。
致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据您观察，我国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学术环境发生了哪些显著变化？
卜宪群：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历史学以及我所在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历史与历史科学高度重视，历史学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很多高校与科研机构在编制与招生、学位点授予、重大科研项目设立、经费与平台支撑上都得到很多支持。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极大地鼓舞、激励了我国史学界，成立5年多来，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研究的多方面发展，这是史家之幸、史学之幸。其次，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得到巩固加强。唯物史观是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国家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但一段时间以来，史学界还存在着唯物史观边缘化的情况，谈社会形态、社会性质、阶级分析等理论话语比较少。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对历史学领域也有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唯物史观在历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明显巩固加强，青年学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兴趣大为提高，运用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研究历史的重要论著也显著增加。最后，历史学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历史中探求未来是科学方法，由于党和国家的重视、时代对历史学的需要，整个社会对历史学的重视普遍加强，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愿意学习历史，也愿意用历史思维来思考未来，这是十分好的一种现象。这些大的环境变化，给历史学带来了新契机，历史论著不再限于专业很小的范围内传播，而是有了更广泛的读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主持了《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以下简称为《读本》）的编纂，且担任了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与五卷本《中国通史》的总撰稿。在您看来，撰写这种历史普及著作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何影响？您是如何看待公众的历史普及与教育的？
卜宪群：我们党一直都很重视历史学习。《读本》和《中国通史》都是院党组交给我们落实的中央任务，目的是向领导干部和全社会传播正确的历史价值观、科学的历史知识。后来我们又根据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编撰出版了五卷本《中国通史》。《读本》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发行量很大，至今还在重印之中。为了配合《读本》阅读，我们又编撰了《简明中国历史知识手册》，对《读本》中的名词术语加以进一步解释。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是将中国古代历史影视化的一部作品，与《读本》并驾齐驱、相得益彰。这部纪录片一经播出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据有关网站统计，至今已有1.8亿多点击量。不少中学和高校还将纪录片列为教学参考资料。根据纪录片编撰出版的五卷本《中国通史》，同样发行量很大。坦率地说，这些任务都花费了我及所里同志很大精力，前后历时近十年，但很值得。此外，我还做了很多如主编、参编中学历史教材，组织拍摄《廉吏传》和《大国治道》纪录片等工作。
上述这些工作对我的学术研究有很大影响，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作品在非专业领域里传播更多更广，但也绝不只是把既有研究成果简单转化。实际上，在理论指导、作品结构、主线选择、材料采用、观点创新、价值评判等问题上，我们的原创性都很强。拿《读本》来说，创新之处随处可见，比如在文明与国家起源、边疆与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形成发展等问题上，我们都有很多新的见解。百集纪录片也是这样，是一部主要由相关领域的资深专家亲自撰写底本的纪录片，以点带面地讨论了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学术性同样很强。
这些工作对我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主要有两点：一是扩大了我的学术视野。对历史的整体思考使我能够从更长时段来看待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避免了只沉浸在自己研究领域中的狭隘性；二是深化了自己对专业领域里面很多问题的认识。长时段的观察使我能够反过来加深对本专业问题的研究反思。近些年，我在一些重要刊物发表的论文，从问题意识的产生到研究视角的更新，都受益于这些工作。
我始终重视历史文化的普及传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但社会大众并不都是专业工作者，只有普及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更多的人学习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第二个结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推动我院学科建设，助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展，您准备在哪些方面着力？
卜宪群：我自己构想的未来工作有三方面：第一，继续做好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方面的工作。院党组对全院提出的“三项共识”是每一位学部委员都需要遵循的准则。我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继续做好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服务党中央的工作，继续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于工作上的原因，过去我在这一方面积累了一些成果，也有一些思考，今后我还将继续撰写这方面的论著。第二，继续做好秦汉史研究团队和冷门绝学人才培养工作。秦汉史研究是我的专业，卸任所长后，我比过去有更多时间思考专业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把过去没有完成的任务完成；另一方面按照院里要求，带好秦汉史研究团队，培养更多的秦汉史研究人才，形成一支富有特色的秦汉史研究团队。与秦汉史研究紧密相关的简帛学属于冷门绝学范畴，是实证中国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重要材料，但简帛研究又是一门非常专业的学问，如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如何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有机结合，还需要做更多努力。围绕这些，我已经向院里提出建立工作室的申请，如果获批，也将是我下一步要做的工作。第三，继续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播工作。从百集纪录片以及五卷本《中国通史》等工作中，我深刻体会到社会大众对具有正确历史观和科学历史知识的历史文化作品的真诚需要。虽然这些工作不算科研成果，但我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也愿意继续做下去，为历史文化的宣传普及工作贡献绵薄之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有志于从事历史学研究特别是冷门绝学研究的年轻学者有什么建议或寄语？
卜宪群：我一生从事历史学研究，当然希望有更多年轻人从事历史学研究。历史学研究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需要有很长的时间积累。有些老一辈史学家说，他们60岁以后才真正开始做学问写文章。当然这是谦虚，但很少有年轻的历史学家也是事实。所以，我希望从事历史学的年轻学者一是要注重积累。一定要经得住寂寞的考验，认真勤奋读书，打好基础，全面掌握资料。二是要多学习理论。历史观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核心，正如我的老师林甘泉先生所说的那样，历史研究存在着事实判断、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三个层次”，其中后两者都与学者的理论素养有很大关系。在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古今中外优秀的史学理论研究与方法的学习。改革开放后，我们史学理论界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把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做了区分，承认历史研究既有唯物史观的宏观指导，也有历史学自身的理论方法，学习历史，这两个方面都要学习。三是要经世致用。历史学也好，冷门绝学也好，都是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学问，不是学者追逐个人名利的场所，也不是藏身自我的象牙塔。我们所学的知识既要成为构筑历史认识大厦上的一砖一瓦，也要能够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发展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