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讯 4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共同在京主办“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史讲坛”第十三讲，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魏文享应邀作题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税收重构与战争财政体系的可持续危机”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抗日战争研究》主编杜继东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吴敏超、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熊昌锟担任与谈人，30余位科研人员参加。

　　魏文享从抗战与财政之间的关系引入主题。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持久战”与“财政战”紧密相关，对战时财政能力特别是财政、税收弹性有着更高的要求。在回顾研究前史的基础上，魏文享提出战时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并强调可以使用税收弹性、负债率、赤字率、税收与非税收入比例、国民所得与税收负担等指标对其进行评估。魏文享认为，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税收在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中的主干作用持续增强，所得税也开始征收。虽然军事、债务支出持续居于高位，但通过税收增长和债务整理，政府借贷能力及借贷信用仍得到维系。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失去了主要的中央税源，金融市场也遭到严重削弱，原有的借贷体系难以维持。政府原本拟采取增税、借债的筹资方式，后不得不放弃这一路径。国民政府大力推进直接税改革，尝试提升所得税、过分利得税、财产税的比重，但从内在结构来看，没有真正实现对有产者、高收入者征税的目标。政府不得不寻求通过银行借款来筹集战费，法币发行量迅速攀升，走向通胀依赖。在财政民族主义支撑下，这一危险进程延续到了抗战胜利。

　　随后，魏文享通过比较视野，分析了西方国家在世界大战中的财税结构。英、美等国在殖民战争、一战之中已经形成了以直接税、战时利得税为战争税收来源，同时发行巨额债券的战费筹措办法，二战时期只是故伎重施。法国所得税占比相对较低，但也在不断增长之中。德、日的所得税占比也在增长，同时获得消费税等其他税类支持。相较之下，国民政府直接税改革虽有成效，但对比各国仍是相形见绌。这意味着政府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补充财政收入，田赋征实、专卖及食盐附加等政策事实上发挥了增税的功用。

　　魏文享最后谈到“谁为战争付费”这一议题。他认为，从实际承担者来看，抗战财政具有明显的“平民财政”色彩。税收主要来自工商业间接税，粮食来自田赋征实，发钞成为抗战中后期的主要财政来源，这些负担主要由下游生产者、普通消费者、农民、工薪阶层承担，从而使抗战财政的实际负担具有明显的“平民财政”性质，富裕阶层及上层有产者承担相对有限，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全民财政和税负能力原则仍有较大距离。抗战时期，通货膨胀在事实上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承担通胀代价可以说也是普通民众为抗战作贡献的方式之一，这与内战时期的性质有很大不同。

　　在与谈环节，吴敏超认为魏文享教授的报告具有启发性，呈现三大特点。一是通过长时段的视野考察抗战前后的财政状况。实际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财政经济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与抗战时期的变化是贯通的。二是关注西方各国的财政收入来源和“税—债”结构特征，并与中国战时财政内部结构进行系统比较。三是提出了“平民财政”的新概念。整体而言，从国统区到抗日根据地再到沦陷区，战时财政实际由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支撑。此外，华侨捐款和购买国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加强对中国西部地区的统治，也是战时财政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熊昌锟认为，魏文享教授的报告抓住了战争与财政两个关键词。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战争与财政密不可分，政府财政支出的大部分用于筹措军费开支以及战后赔款。熊昌锟结合自身对货币史研究的体会，认同魏文享对战时通胀政策评价的看法，认为其财税研究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提升，提出了“平民财政”和财政民族主义的创新观点。他表示，在讨论战时财政的可持续危机时，还可关注工商业发展、工业化体系对财政的影响。